在崇祯皇帝又把韩乐宇截获的信件，也都公示出来，还有那些晋商的口供，他们亲信地口供都一一摆出来。甚至崇祯皇帝都说了，这次已经截获地打量军需物资和粮草，也都已经运回京师。
就算再不情愿的人，也不可能会认为，皇帝为了扣他们谋逆的帽子，就给他们塞了那么多的军需物资和粮草什么等。
再者说了，这可不只是单一证据，而是方方面面，非常多地人证物证，皆能证明刚才所说的晋商从早些年就开始大规模通虏的事情，而且其严重程度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底下所有臣子，对于谋逆一案，都没话可说了。如果这种事情不定『性』为谋逆，那一定要等大明社稷江山都没了，才能定『性』为谋逆？
听着那一件件地证据被摆出来，想着晋商的通虏行为给大明带来的一次次伤害，特别是给他们自己带来的伤害，这些文官武将都怒了。
京师官员，那个不是在京畿之地有点产业的。可每次建虏入关，都要损失惨重一次。还有的人，不在京畿之地的产业，照样受到了流贼的威胁。而流贼的产生和泛滥，有何晋商把大量北方物资送去辽东有关。这笔账，怎么样也都要算晋商一份。
这件件桩桩的事情加起来，又那里还有人会同情这些晋商，同情这些反贼的同党。
崇祯皇帝在证据公布完了之后，带着怒意厉声喝道：“这些晋商以及同党，朕定为谋逆，可有过份？其他贪腐的，朕可有定为谋逆？朕告诉你们，朕是讲理的，是以德服人的。如今，谁还有异议？”
听到这话，文官武将就更是放心了，皇上果然理智，只是把这些晋商以及同党定为谋逆而已。因此，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奏道：“陛下圣明！”
崇祯皇帝见此，稍微舒缓了一点心情之后，便公布了勤王军统帅的任命，正式进行了公布。
也就是孙传庭升任蓟辽总督；洪承畴加太子少保，调任宣大总督一职。卢象升作为勤王军统帅，打跑了建虏，可也被建虏掠走了二十来万的百姓，还有失陷宗藩。这些过错，晋商以及同党要负主要责任，可卢象升也同样要负点责任，算是功过相抵，因此调任保定总督。
另外，由宣大总督洪承畴举荐，赦免陈奇瑜之罪，重新担任三边总督，负责防御河套蒙古以及镇压流贼。
还有，晋州知州陈弘绪守住晋州有功，传播守城经验有功，赐同进士出身，升任登莱巡抚。原昌黎县令左应选，受人污蔑受罪，如今已奉旨回京，同样赐同进士出身，任顺天巡抚。
还有兵部职方郎中杨廷麟，封为右佥都御史，明确其职责为按律严格选拔普通御史。
右佥都御史的官职，如果外出地方上，那就是已经够格巡抚地方了，这也是对杨廷麟在勤王中来回奔波，掌管钱粮却无任何过错的奖励。
另外，大明对御史的选拔，其实是有严格规定的。即规定御史必从进士及监生中有学识并通达治体者选任，吏员出身不得为科道官。
永乐以后，对御史和给事中的人选要求越来越严格。一般来说，年龄要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太过年轻者缺乏办事经验，而年龄过大则没有朝气。
宣德时又规定，新科进士不得直接授科道官；
成化时增加规定进士必须历任三年以上，才有资格成为御史言官；
而到弘治时又规定举人出身的教官必须历任六年以上且才行出众才能出任科道官。
对于这些规定，崇祯皇帝只有对第一条做了要求。也就是所谓的“学识并通达治体者选任，吏员出身不得为科道官”这个，这个是御史的基本条件，修改为精通大明律，无任何恶迹；如果是吏员出身，除以上两个条件之外，还需要有刑事经验，则可异地为地方都察院的御史；如果想升任京师都察院，则必须有十五年以上地方都察院履历，且其履历为优等。
之所以这么改，是在大明朝，其实真正做具体事情的，都是那些名不经传的吏员。而吏员这些，很多都是世代家传的。精通律法的，也往往都是这些人。虽然有很多作『奸』犯科者，可总有一些对官场非常了解的。由他们来督查地方官员，反而会非常得心应手。给了其一条走上官场的光明大道，相信不少人会珍惜这次机会。
而所谓的精通大明律，自然是要向中进士一样进行考核的。不但是会背大明律，还要能理解，能了解全国各地，特别是皇帝钦定案件。理解这些案件的背后，以此来解释大明律中比较含糊的规定。
由此，崇祯皇帝相信，这会进一步推进大明律的细化，并对大明律中的一些规定作出改良的意见。这种事情，不好拍脑袋决定，而是通过事件驱动，根据大明的实际情况来完善。
当然了，主政地方的官员其实也要熟悉大明律，否则没法判决地方案件。当然了，这些主政的官员是有其刑名师爷的，可以代劳。但是，御史不行，本人必须精通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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