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委的报告送到华北局和中央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主要领导少奇同志和华北局分别做出批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观点认为他们的提法是违背共同纲领的。而那个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宪法，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就相当于宪法。老人家得知此事后，明确表示不赞成少奇同志和华北局的意见，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这样，由于老人家在中国党内的特殊地位，有他的支持山西这个报告就吹响了合作化运动的进军号。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石云，你知道人民公社是怎么来的吗？”
“怎么来的?”
“1958年4月下旬，老人家、少奇同志在广州期间，和当时的中宣部长定一同志谈到几十年后中国社会的情景时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他们这些‘乌托邦’式的设想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期间，经过一些人在发言中被引用而传播开来。请记住，老人家说的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但有些人等不及了。公道的说，那确实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对美好的未来都充满向往和渴望，恨不得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
“到了六月间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试办这样的公社了。老人家对试办中的公社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八月初老人家在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 ‘人民公社名字好’。接着在山东视察时，当省委书记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老人家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于是，‘人民公社好’立即传遍了全中国。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经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于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1958年9月一哄而起。
“最初的几个月，在‘一大二公’的思想指导下大刮共产风。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也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异想天开。例如，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的全民所有制。河南省也把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树立为一县一社的典型。山东范县则提出‘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有些地方把所有个人财产和个人债务都共了产。有些地方提出取消货币实行供给制，个别地方甚至要拆散家庭。由于造成种种的社会问题和紧接着1959年初全国普遍出现的粮荒，这些荒唐的举动到是很快纠正了。”看到石云在思索着我的话，我接着说：“其实，包产到户并不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新发明。”
“为什么这么说？”石云问。
“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国家陷入最困难时期。为了渡过困难，一些困难最严重的地方把地暂时分给个人，确保上缴后谁种谁得，收效十分显着。这也就是最早的“包产到户”，时间虽然很短暂，但却给那些地方的干部和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62年三月老人家派他的秘书组织调查组到湖南自己的家乡湘潭韶山等地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农村和农业的情况。他的秘书在调查中遇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情况，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
“五月他在上海见到老人家时，曾经汇报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老人家反应冷漠。六月底老人家的秘书结束了湖南的调查，回到北京后向老人家汇报后正式提出自己的意见。老人家显然很不满意，反问他：‘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把他的秘书问住了。
“当时，当面向老人家陈述自己的意见，主张搞“包产到户”的还有在党内德高望重的陈云同志。而时任农村工作部长性格耿直的子恢同志，甚至在老人家公开表态反对“包产到户”后，仍然当着老人家的面坚持己见。其实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也倾向于搞“包产到户”。但在老人家看来，无论如何不能背离集体化道路。当然，同样由于老人家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有他的反对当时实行包产到户是不可能的。”
“如果那时就搞包产到户会怎样呢？”
“如果是那样我们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了，应该也就没有后来的那场大革命。其实，本来意义上的人民公社存在的时间是很短促的。”我翻看了一下研究笔记，接着说: “从1958年11月2日至12月10日连续召开郑州会议（部分中央领导、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武汉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纠正各种极端行为，强调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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