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故事，是我在家乡茂东市吉州县的亲身见闻。
茂东市吉州县的秋阳带着亚热带特有的黏腻，穿过林美镇白石美村的荔枝林，在电影博览馆的青砖墙面上投下斑驳的碎金。
我站在馆门口，看着木质牌匾上“吉州电影博物馆” 六个鎏金大字，被午后的阳光晒得有些晃眼。馆门是老式的对开木门，推开时发出 “吱呀” 的声响，像极了小时候村口晒谷场边那扇常年不上油的柴门。
馆内弥漫着一股混合着旧纸张、胶片和木头的味道，温润而厚重。伍兴志老人正蹲在展厅角落，用软布擦拭一台铜色的放映机，阳光透过高窗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泛着银亮的光泽。“后生仔，慢慢看，这些老伙计都有故事。” 他头也没抬，声音带着岁月沉淀后的沙哑，却透着一股对藏品的珍视。
我的目光掠过玻璃展柜里整齐排列的电影刊物，泛黄的纸页上印着早已模糊的明星头像，旁边是一本 1965 年版的《大众电影》，封面是《地道战》里高传宝的剧照，黑白影像里的青年眼神锐利，仿佛能穿透时光。展柜尽头，一台甘光 8.75mm 放映机静静矗立，机身布满细密的划痕，镜头却依旧清亮，旁边的铭牌上写着：“1972 年生产，服役于吉州县电影放映队，累计放映场次 1200 余场”。
突然，一阵熟悉的 “哒哒”声传来，伍兴志正转动着一台松花江 5545 型座机的手柄，齿轮咬合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这台是最后一批生产的座机，当年在村里放《少林寺》，就靠它，连续放了三个晚上，场场爆满。” 老人的嘴角扬起笑意，眼神里闪过一丝光亮，“你看这胶片盘，还留着当年的划痕呢，是被村里的娃子不小心碰倒机器弄的。”
我的视线落在展柜里一卷卷用牛皮纸包裹的胶片上，标签上写着《地雷战》《冰山上的来客》《红色娘子军》…… 这些熟悉的片名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那些关于露天电影的碎片，如同被放映机投射在幕布上的光影，一幕幕在脑海中清晰起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家住在粤西一个偏远的村庄，叫荔枝村。村子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土路通向外面的世界。那时候，村里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露天电影便是全村人最期盼的文娱盛宴。
印象中，放电影的消息总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整个村庄。通常是村支书带着大队的广播员，在村口的老榕树下架起喇叭，用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喊：“各位村民注意了，今晚七点，晒谷场放电影，《地道战》，大家早点来占位置！”
广播声刚落，村里就炸开了锅，孩子们像脱缰的野马，在田埂上奔跑着互相转告，大人们则盘算着提前收工，回家搬板凳。
我那时候才七岁，每次听到放电影的消息，总能第一时间冲到晒谷场。
晒谷场在村子中央，是一块平整的空地，旁边有一棵老榕树，枝繁叶茂。放映队的人通常下午就到了，他们扛着笨重的放映机、幕布和发电机，在晒谷场的土坡上搭起架子，将白色的幕布牢牢固定在两根木杆之间。幕布不大，大概只有两米宽，但在我们眼里，那就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口。
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围在放映机旁，看放映员调试机器。放映员是镇上电影队的老张，五十多岁，皮肤黝黑，手上总是沾着机油。他熟练地将胶片装进放映机，转动手柄，一束白光从镜头射出，落在幕布上，形成一个圆形的光斑。我们会伸出手，让自己的影子投射在幕布上，模仿电影里的人物动作，引得周围的大人哈哈大笑。
天黑之前，晒谷场已经坐满了人。村民们大多搬着自家的小板凳，按辈分和邻里关系依次排开，前排是老人和小孩，后排是年轻人。有些来晚了的人，就站在晒谷场的边缘，或者爬到旁边的老榕树上。远处的邻村也有不少人赶来，他们提着马灯，沿着田埂走过来，马灯的光晕在夜色中晃动，像一串流动的星星。
我和发小阿旺总是抢占最前排的位置，我们会带上家里的炒花生，一边吃一边等着电影开始。
阿旺的父亲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每次放电影，他都会带着几个民兵在晒谷场周围维持秩序。
七点整，发电机 “突突” 地响了起来，晒谷场瞬间安静下来。放映机的光束亮起，落在幕布上，伴随着“哒哒” 的齿轮声，《地道战》的片头出现了。
当银幕上出现高传宝带领村民挖地道的场景时，全场的孩子们都兴奋地欢呼起来。我紧紧盯着幕布，看着村民们用智慧和勇气抗击日寇，心里充满了敬佩。当电影里响起 “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的主题曲时，全场的人都跟着哼唱起来，歌声在夜空中回荡。
那时候的露天电影，放映的大多是红色经典。《地雷战》里村民们用自制的地雷打击敌人，《小兵张嘎》里嘎子的机智勇敢，《红色娘子军》里吴琼花的觉醒与成长，《冰山上的来客》里阿米尔和古兰丹姆的纯真爱情…… 这些电影里的人物和故事，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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