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渣
夜是深了。校园里的路灯照着几片残叶，在地上拖得老长，像谁吐的血。最近总有人在耳边聒噪，说些“金援”“合作”的新鲜词儿，听着倒像是那么回事，细咂摸却一股子霉味，像梅雨季节晾不干的棉絮。
有那么些学宫，本该是藏着经史子集的地方，如今却敞着大门，专等些黄头发高鼻子的主儿送钱来。送钱的也不是傻子，钱袋子口扎得紧，每一张票子都拴着根线，拉到大洋彼岸。这边接过钱，眉开眼笑地办起“新学问”，什么“男女之辨”，什么“群己权界”，讲得唾沫横飞。听着是时髦，可那词儿里的骨头，早就被人家剔得干干净净，剩下的不过是些涂了蜜的软骨，嚼着甜，咽下去却堵得慌。
我见过些读书人，先前还捧着《礼记》摇头晃脑，说“修身齐家”的道理。转脸得了笔外洋银子，立马改了腔调，说“爱国”是糟粕，“正义”是桎梏。黑板上写满了洋文单词，课堂里挤满了睁着圆眼睛的学生，教的不是经世济民，倒是些挑唆着男女对着干的法子。问他为何如此，他理直气壮：“这是进步！”进步？我倒想起前清时候，洋人带着鸦片来，也说那是“福寿膏”，能治百病呢。
有个典故说，宋时有人得了块西域的美玉，雕成了器皿，日日把玩，却不知那玉里藏着毒虫，夜里就爬出来啃噬梁柱。等到屋子塌了，他还攥着玉器皿哭，说这宝贝怎会害我。如今这些拿着外洋经费的学究，大约也和这宋人类似。他们对着那些印着洋文的合同点头哈腰，以为得了天大的便宜，却不知人家要的不是学术，是要在咱的地基上，盖起他们的洋楼。
更可气的是些穿官服的，见了“国际合作”的牌子就眉开眼笑，批条子盖大印比谁都快。问他这项目里藏着什么猫腻，他便拿出“开放包容”的大帽子扣下来，说你是“守旧”“排外”。可他忘了，当年林则徐烧鸦片，也有人说他“破坏通商”；邓世昌撞吉野，也有人说他“鲁莽误国”。这世上总不缺些见了洋钱就腿软的主儿，膝盖骨早就被自己锯了，只配跪在地上数票子。
校园里的年轻人大抵是好的，眼睛亮，心里热，想做些改变世道的事。可架不住有人天天在耳边念叨，说外国的月亮圆，说那边的男女都平等得像天平。他们哪里知道，那天平的砝码早被人家换过了，一边放着“自由”“平等”的空盒子，另一边却压着真金白银的利益。等这些年轻人被教得见了爹娘就皱眉，见了伴侣就提防，这世道也就成了一盘散沙，风一吹就散。
我去过乡下，见老农侍弄庄稼，从不肯随便用外人给的种子。问他为何，他说：“土不一样，水不一样，强行种下去，要么长不出，要么长出些怪东西，还把自家的好种子都带坏了。”这道理，比那些学宫里的博士讲得透彻。咱这土地上的事儿，总得按咱的节气来，硬要插些外来的秧苗，不是枯了，就是疯长，最后把整块地都毁了。
前几日见报，说某大学请了洋教授来讲“性别研究”，台下坐满了人，掌声雷动。那教授说的啥？说咱这千年的“家和万事兴”是封建糟粕，说“相敬如宾”是压迫女性。听得我直冷笑，他怎不说说他们自家的街头，多少人露宿街头，多少孩子没学上？偏来咱这地界指手画脚，好像他们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可菩萨渡人，哪有带着算盘来的？
有个老秀才告诉我，他年轻时见过庚子年的兵灾，洋人拿着枪闯进学宫，把线装书当柴烧，说那是“落后”。如今枪杆子收起来了，换了些穿西装的，揣着支票本，说要“帮咱进步”。他叹口气：“刀枪是硬的，银子是软的，可软刀子杀人，更疼。”
这话不假。你看那些得了外洋资助的项目，哪个不是打着“公益”“平等”的旗号？可细究下去，讲的都是些挑唆离间的话。夫妻和睦，他说那是“女性牺牲”；邻里互助，他说那是“愚昧抱团”；连孩子孝顺爹娘，都能被说成“人格不独立”。照这么教下去，过个十年二十年，咱这社会怕是要变成一群互相咬的狼，而那些递骨头的，正站在山头冷笑呢。
也不是没有清醒的人。前几日有个学生写信给校长，说要查一查那些外来经费的去向，被斥为“小题大做”。还有个教授，在课堂上说了句“咱的学问得扎在自己的土里”，转天就被调去了图书馆。这世道，容不得说真话的人，倒把些摇尾巴的捧得高高的。
我想起明朝末年，有个叫洪承畴的，本是朝廷重臣，被俘后宁死不降，后来却因为一碗参汤，变了节。人问他为何，他说“活着总比死了好”。如今这些拿外洋经费的，大约也是这么想的：“有钱总比没钱好”“有项目总比没项目好”。可他们忘了，洪承畴死后，连块正经的墓碑都没捞着，只落得个“贰臣”的骂名。
校园里的树，本是该往上长的，向着天，扎着地。可如今有些树，被人用银子做的绳子牵着，枝枝丫丫都往歪了长，看着枝繁叶茂，根却早被蛀空了。风一吹，就晃悠，再大点风，怕是要连根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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