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种子埋入土壤，新的故事，正在开始。
须知少日拏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
【位面十一·已完成】
【番外·灯火长明处】
文/《科技前沿》杂志特派记者，安然。
*
2053年3月12日，清晨七点四十分。
我提前了二十分钟到达那栋被梧桐掩映的寂静小院时，手里采访提纲的边缘，已经被手汗微微浸湿，因为今天要采访的对象很特别，谢听渊院士，一个在教科书和新闻报道中响彻华国三十多年的名字。
作为《科技前沿》的首席记者，我采访过三位诺贝尔奖得主、七位航天英雄，甚至曾有幸在火星前哨站进行过全息连线采访，但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让我心绪激荡。
因为我见得，不仅是‘伏羲之父’、‘星际航行脑机接口开创者’，也是那个在2043年冬天，从偏远县城中学的垃圾堆里将我领出来，还不忘亲笔写信鼓励我报考科大少年班，并且匿名资助了我整整八年学业的人。
院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熟悉的茉莉花香扑面而来，小径尽头，二楼阳台的玻璃门敞开着，一个清瘦的身影背对着我，站在晨光里。
谢院士穿着那件在无数报道照片中见过的深蓝色夹克，手里捧着个旧马克杯，正站在阳台上，微微仰头看着梧桐枝桠间漏下来的天光。
那一刻，时间仿佛都静止了，眼前人褪去了教科书里威严清冷的院士形象，仿佛就是位站在春日早晨呼吸新鲜空气的老人。
“安然你来啦？”他似有所感，转过身来。
我的眼眶不知为何就有些发热，“谢老师。”这三个字脱口而出时，我深深鞠躬，不止是出于记者的礼节。
采访在八点整正式开始，脑中下达录音指令后，藏在心里已久的第一个问题脱口而出。
“谢院士，四年前伏羲七代与‘玄女级’深空探索飞船完成最终适配，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脑机星际时代’，回溯这五十年，您认为最关键的转折点是什么？”
可问完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太宏大，也太宽泛了。
但谢院士只是温和地朝我笑了笑，很认真地思索着答案，“真要说起来，其实每一处都是转折，因为我们那代人是指被时代推着走，又被心里那点不甘心支撑着，手里只有一些碎片化的想法，和比别人稍微清晰一点的目标……”
采访机安静地转动着，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是我记者生涯中，对不曾涉足的知识最震撼的一次聆听。
谢院士说到冬天裹着棉被做实验的年轻团队，说到第一位站起来时泪流满面的截肢志愿者，也说到2012年提出‘神经增强’概念时遭遇的漫天争议。
“伏羲一代，我们想的是如何让或因意外，或因战争失去四肢的同胞能正常生，到了三代、四代，视野才逐渐被打开，例如能读取运动意图后，是否也能更精细的传递感官；如果能辅助受损神经，是否也能让人的意识存在于另一个维度空间。”
“那时很多人都说我们想制造新人类，但我的老师曾对我说过一句话：科学探索，不能自设牢笼。”
我的笔在纸上飞快记录着，心里却涌出复杂情绪，2043年正是神经伦理准则正式写入国际公约的那一年，也是在那时候我在县城中学督导关于‘华国脑机技术如何平衡创新与伦理’的报道，受访者就是谢院士。
那篇报道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一个偏远县城的女孩，第一次萌生出做记者的念头。
“航天部门的同志找来时，我们其实也很意外。”谢院士说着，微微笑起来，我才发觉原来谢院士的脸上有个酒窝，“他们问能不能让宇航员在空间站里想着操作飞船。”
于是故事进入了更壮阔的新篇章，我听着谢院士描述如何在太空环境下解决信号稳定性的难题，如何让多位宇航员的思维通过共感阵列工作……
“我们备份了一位渐冻症患者的意识，他在生物意义上已经离开了，但是他在精神领域仍然活着，拥有自己喜欢的方式活着。”
“艰难的时候，您想过放弃吗？”
谢院士笑了，“从未有过那样的念头，因为每天早上醒来，看见有新的患者报名参加试验，看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道遥遥领先，我就想，再坚持一天吧。”
“就像安然你当年在信里写的那样，我知道这条路很难，但如果没有人走，就永远不会有路。”
我的眼泪猝不及防落下，那是我十五岁的时候给谢院士写的第一封信里的话，他竟然还记得。
采访原定两小时，最终进行了三小时二十五分钟，结束时已近中午，我在脑海中将数据上传云端后，才鞠躬离开。
*
采访后记：
本文成稿于2053年3月15日。谢听渊院士在审阅稿件后，仅修改了一处技术细节表述，并嘱托加上以下文字：“所有成就归于团队，所有荣光归于祖国，所有未来归于青年。——谢听渊，2053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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