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后，宣政殿侧殿。
旨在筹备“省过日”的朝会于此召开，殿内气氛凝滞，百官垂首，眼角的余光却都不约而同地瞟向那个空置的座位。
风暴中心的苏晏，竟告缺席。
御座之上，新君的脸色随着时间流逝愈发阴沉，这无声的缺席，本身已似一种抗议。
正当殿内空气几欲冻结时，一名内侍官高唱入殿，手捧一卷文书：
“苏少卿遣人呈递《钟议制章程草案》，恭请陛下与诸位大人御览。”
草案呈至御前，新君展卷一观，瞳孔骤然收缩。
苏晏的图谋，远比他预想的更为深邃。
这已非单纯的平反或追责，而是一套完整的制度构架。
草案明载：凡经朝廷审定之重大冤案，昭雪之后，须于周年之日。
由幸存家属、民间抽选的公众代表、及太学院德高望重者，三方共组“省过议团”，于安平钟楼下召开听证。
议团之责，不在追究个人罪愆，而在审议案件背后暴露的政令疏漏、制度积弊，共商修正动议。
其结果汇总上呈，具备“半强制效力”——皇帝与中书省可予驳回，但必须给出详尽、公开且足以服众之理由。
这不再仅是敲打某个官员，甚至不止是质问君王，这是在尝试为那至高无上的皇权，套上一具名为“制度”的缰绳。
殿内死寂，呼吸可闻。
便在此时，一直沉默的柳苕忽而出列，声音清亮坚定：
“臣，附议。为示诚意，臣愿于即将推行土地清丈之试点县，设立首个‘省过堂’。
首议之题，便定为‘如何防止胥吏勾结豪强，伪造地籍，侵吞民田’。该县百姓，皆可报名参与。”
此言如平地惊雷。
柳苕此举，瞬间将苏晏那看似缥缈的构想拉入现实，并与她力推的国策紧密捆绑。
首日，试点县衙门前报名者，已逾三百。
京城之内，一场未经官署认可的“预演”亦同步展开。
瑶光选定了北市那片焦黑的废墟——吴阿婶被烈火吞噬的家。
未设华台，仅命人拾来几根尚存的焦木残梁，那刺鼻的气味，无声诉说着当夜的惨烈。
她请出了小蝉。
女孩未曾哭嚎，只用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缓缓讲述母亲如何将血书密缝入棉衣。
如何在深夜叮嘱她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去为那个“理”字敲响安平钟。
现场静默，压抑得令人窒息。
在这片死寂中，一个身形佝偻的老农颤巍巍起身，从怀中掏出一张摩挲至发黄的地契，高高举起，嘶哑的声音却穿透人心：
“我家在册的八亩地，到了户房簿子上，就只剩三亩！那五亩地的差额，进了谁的口袋？
吴阿婶的血书能说话，我这地契也能！今日，老朽也要问一句——谁来替我们这些活人，敲一敲钟？！”
仿佛闸门轰然洞开，人群瞬间沸腾。
“我家的铺子被豪奴霸占，告官反被打断了腿！”
“我儿在军中搏命，抚恤银下发却被克扣大半！”
数十人争先恐后冲上废墟，将焦木视作战鼓，血泪化为控诉。
角落里，小史角手中的笔快得几乎飞起，他将这些泣血之言一一录下，事后不眠不休，整理成册，题名《北市省过录》。
数日后，这本无刊号、全凭手抄的册子，悄然流入太学院讲堂，在那些未来栋梁的心中，投下了深不见底的影迹。
与此同时，高秉烛于城郊破庙，堵住了一名正欲潜逃的户房书吏。
书吏见之如见鬼魅，束手就擒。
高秉烛从其贴身衣物中搜出一本薄册，封皮上赫然三字——《活口名录》。
册中记载了十余名与翻案相关、尚未被灭口的关键人物，旁有朱批：“有待处理”。
审讯室的灯火，彻夜未熄。
在铁证与高秉烛冰冷的目光下，书吏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他招认，所有灭口令，皆源自设于太常寺乐坊深处的“静音阁”。
每隔十日，便有蒙面信使送来匿名竹筒，内附最新名单与作为酬金的银票。
最令人胆寒的是，追查银票来源，高秉烛发现这些资金竟出自皇帝私库——“天工账”！
账目之上，这笔巨额开销名目为“修缮旧档”，实则豢养着一支忠于皇权、专事抹除痕迹的“影子清道队”。
密报连夜送达苏晏府邸。
苏晏阅毕，久久无言。
他未将此足以引爆朝野的证据立时抛出，那无异于直接与君权决裂，自陷死地。
他将密报付之一炬，看着它化为灰烬。
随后提笔，所书并非奏疏，而是一封致柳苕的信函：
“请柳大人务必将‘省过堂’首议全程对民众公开。
晏已说动《京报》，彼等将架设新制传声筒，务使堂上每一句质问，每一个回答，皆清晰传出，最好……能达天听。”
同时，他密令牛大力率一众工匠，于安平钟楼外广场搭建巨大木制高台，悬以巨幅白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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