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八的晋阳城，在晨光中迎来了第一缕“新风”。
三十名汴梁学子是在前日黄昏抵达的。他们从南门入城时，引发了不小的围观——这些年轻人大多十七八岁年纪，穿着清一色的青衿儒衫，头戴黑色方巾，尽管车马劳顿面色疲惫，但眼神里都闪着一种晋阳本地读书人少有的、未经磨折的光亮。
带队的是国子监司业陆文远，一个四十出头、面容清癯的中年文官。此刻他正站在劝学所正殿前，看着眼前黑压压挤满院落的孩童，眉头微皱又缓缓舒展。
“陆司业，”郑清源迎上前，拱手施礼，“一路辛苦了。”
“郑先生客气。”陆文远还礼，目光仍被那些孩童吸引，“这便是……劝学所的学生？”
“正是。”郑清源引他往殿内走，“现有学生两千一百三十七人，按坊里分为四十二班。每班五十人左右，但先生……算上老朽，只有十三人。”
陆文远脚步一顿：“十三人教两千人？”
“所以陛下才派诸位来。”郑清源苦笑，“实不相瞒，老朽这些日子，做梦都在备课。”
说话间，两人已走进正殿。这里原是文庙的偏殿，如今摆满了粗糙的长条木桌木凳。墙壁新刷了白灰，但墙角还有雨水渗过的黄渍。最前方立着一块刷了黑漆的木板书案，权充讲台。
陆文远走到讲台前，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木面。他想起汴梁国子监那光可鉴人的紫檀木讲案，想起藏书阁里汗牛充栋的典籍，再看着眼前这简陋却充满生气的所在，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陆司业，”一个年轻学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们……真要在这里教书？”
陆文远转身。说话的是太学上舍生周淳，父亲是户部侍郎，平日眼高于顶。此刻他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怎么，周公子觉得委屈？”陆文远声音平静。
“学生不敢。”周淳嘴上这么说，语气却不服，“只是此地如此简陋，我等在汴梁所学的经义策论，这些孩童怕是……”
“怕是什么？”又一个声音响起。众人回头，见是学子中年纪最长的陈启明——他其实也不过二十二岁，但因家境贫寒，在国子监半工半读多年，眉眼间已有了风霜之色。
陈启明走到窗边，指着外面那些伸长脖子往里张望的孩童：“周兄且看，这些孩子，最大的不过十二三，最小的才五六岁。他们当中，许多人可能祖辈都是匠户、佃农，从未碰过书本。你我今日在此教他们识字、算数，或许三五载后，他们中就能出几个账房、书吏，甚至……秀才。”
他顿了顿，声音更沉：“这比在汴梁参加十次诗会、写百篇华章，更有意义。”
周淳脸涨得通红，想反驳，却被陆文远抬手制止。
“都去安顿吧。”陆文远环视众人，“住处已经安排好，就在文庙后院的厢房。八人一间，被褥用具都是新的。今日休整，明日开始授课——每两人负责一班，具体分派，晚饭后公布。”
学子们行礼退下。郑清源看着他们的背影，轻声对陆文远道：“陆司业，这些公子哥儿……真能吃得下苦？”
“吃不下也要吃。”陆文远从袖中取出一卷文书，“离京前，陛下亲自召见，说了八个字：‘纸上得来终觉浅’。陛下要的，不是他们在此镀金，是要他们真正明白——大周的根基不在汴梁的亭台楼阁，在这些孩童认字的眼睛里，在这些百姓刚分到的田亩间。”
郑清源肃然。他接过文书，是学子们的履历和特长记录。翻到某一页时，他忽然“咦”了一声。
“这个叫陆明远的学子……”
“是犬子。”陆文远神色淡然，“今年十七，刚入太学。临行前他母亲哭了一夜，说他从未离家。我说，正因从未离家，才更该来。”
郑清源看着履历上“擅算学、工书画”几个字，又抬头看看陆文远，忽然明白了这位司业为何亲自带队。
这是把自己的骨肉，也押在了晋阳这片新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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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辰，劝学所西侧的抄书房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二十几个贫寒士子正伏案疾书。他们大多是晋阳本地的读书人，有的考过童生，有的连童生都没中，只能靠替人抄书、写信勉强糊口。现在劝学所以每千字五文钱的酬劳雇他们抄课本，对他们来说，是天大的好事。
卢文翰坐在角落的桌前，握笔的手很稳。他抄的是《千字文》，已经抄到“果珍李柰，菜重芥姜”。字迹端正秀气，看得出下过苦功。
“卢公子，”旁边一个中年士子凑过来，压低声音，“您……真在这儿抄书？”
卢文翰笔下不停：“为何不能？”
“您可是卢家的二公子！”那士子讪笑，“这种粗活，让咱们这些穷酸做就是了。您该在正殿那边，帮着郑先生管管事……”
“管事也要从基础做起。”卢文翰终于停笔，抬头看了他一眼，“何况抄书怎么就是粗活了？这些课本，将来要发到两千多个孩子手里。他们捧着的，是你我的字迹。这责任，比管账目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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