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转眼已是97年11月。榕城的冬天依旧温暖，但比天气更暖的，是纺织厂——如今已更名为“榕城白鹭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厂区里工人们的心气。
经过近一年的艰难磨合与转型阵痛，改革的成效开始清晰地显现出来。南洋纺织引入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发挥了巨大作用，产品质量显着提升，达到了出口标准。第一批试单的针织面料顺利发往东南亚后，获得了客户好评，后续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公司的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第二年第二季度。
厂区里，机器依旧轰鸣，但不再是那种垂死挣扎的悲鸣，而是充满活力的律动。车间墙壁上刷上了新的安全标语和质量要求，虽然严格，但与之对应的是，工资条上的数字也实实在在变好看了。拖欠工资已成为历史，这个月，甚至因为超额完成订单，每个工人都额外拿到了一笔可观的绩效奖金。
食堂的伙食改善了，破旧的职工浴室翻新了，甚至开始讨论明年组织优秀员工去海南旅游学习。更重要的是，那种等靠要的麻木氛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紧张而充满希望的忙碌。老师傅们开始主动学习新设备的操作，年轻人们则憋着劲想在新销售团队里干出成绩。
虽然管理上依旧存在摩擦，新旧观念的碰撞也未完全停止，但效益是最好的润滑剂。看到工厂真的活过来了，而且活得比以前更好，绝大多数职工从最初的怀疑、抗拒，逐渐转变为接受、甚至主动拥抱这种变化。
孙连城走在厂区里，不时有工人主动和他打招呼，脸上带着真诚的笑容。那位曾经因为他被扣奖金而拍桌子的老师傅，甚至不好意思地塞给他一包自家炒的花生，嘟囔着：“孙主任，以前……咳，别往心里去。”这一刻，孙连城觉得之前所有的艰辛和压力，都值了。
“白鹭”重生的示范效应是巨大的。 其他那些还在观望、挣扎的市属国企坐不住了。机械厂、二轻联社、五金厂……的负责人纷纷跑到国资委和改革办，主动要求“取经”，甚至打报告希望市里尽快将他们纳入改制序列。祁同伟和孙连城顺势而为，将纺织厂的成功经验（充分调研、职工参与、透明操作、引资引智）进行总结提炼，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操作规程，开始分批分类地向其他符合条件的困难国企推广。榕城市的国企改革，终于从“试点破冰”进入了“全面攻坚”的新阶段。
站在这个节点上，祁同伟的视野却没有停留在经济领域。在一次次下厂调研、走访职工家庭的过程中，他深刻地感受到，改革在带来生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阵痛。虽然纺织厂的职工安置得比较好，但其他一些规模更小、情况更糟的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必然会有部分职工面临转岗、分流甚至买断。他们的再就业、医疗和养老保障，以及那些收入低廉的困难家庭、离退休老职工的居住条件，都成了他心头沉甸甸的牵挂。
经济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民生。如果发展的成果不能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那些在改革中做出牺牲的群体，那么改革就失去了意义，甚至可能埋下社会不稳的隐患。
一个周末的下午，祁同伟带着两份沉甸甸的政策建议初稿，来到了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市长钱卫国也应邀在场。
“向书记，钱市长，”祁同伟将两份文件分别递给两位领导，“国企改革正在全面推进，成效初显。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和连城同志也看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很多离退休早的老职工，养老金水平很低，尤其是那些当年在集体企业的，生活比较困难；二是一些住房困难的低收入家庭和年轻职工，居住条件很差，存在安全隐患。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改革就难言成功，社会也难以和谐。”
他顿了顿，继续阐述：“所以，我考虑了很久，也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做了初步调研，认为我们现在有必要，也有一定的财力基础，尝试建立两项兜底性、基础性的民生保障制度。”
他指向第一份文件：“一是《关于建立榕城市城乡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初步设想》。我们计划，在现有国家政策框架下，由市财政每年拿出一笔专项资金，设立一个养老保障补充基金，专门用于适当提高我市企业离退休人员，特别是早期退休、养老金偏低人员的生活补贴标准。同时，探索将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范围，实现广覆盖。”
接着，他指向第二份文件：“二是《榕城市廉租住房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我们考虑，由市政府划拨土地、提供部分资金，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集中建设一批租金远低于市场价的公寓式住房，主要面向本市户籍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大学生以及为城市做出贡献的优秀农民工供应。建立严格的申请、审核、轮候和退出机制，确保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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