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几乎是将所有疑点串联起来，摆在了明面上。
杨建国的呼吸微不可察地窒了一下。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手指微微蜷缩，但脸上依旧维持着镇定，甚至露出一丝深沉的悲痛和遗憾。
“刘三同志的死，还有后院那位聋老太太的意外，都令人痛心。”他缓缓说道，语气沉重，“刘三的死，厂里也深感意外和惋惜，正在配合公安调查。至于聋老太太……唉，年纪大了，耳朵又背，晚上出门确实不安全。这些不幸接连发生，确实让人感到世事无常。但要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或者是什么‘巧合’……白玲同志，我是搞生产的，不是搞侦破的。这些事情，我相信公安同志一定会调查清楚，给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他再次将球踢回给公安，同时巧妙地用“世事无常”和“相信公安”来淡化事件的关联性，将自己完全置于一个旁观者和配合者的位置。
整个询问过程，杨建国表现得滴水不漏。他承认自己因“警惕性高”而可能“反应过度”，但否认掌握任何具体信息或与关键人物有特殊接触；他表现出对下属死亡的“痛心”和对公安的“信任”，却巧妙回避所有实质性问题；他语气时而坦诚，时而愤慨，时而沉重，将一个承受压力、略有失误但总体上正直负责的领导干部形象，塑造得相当完整。
白玲和同来的干警又问了几个细节问题，比如他是否认识已故的王翠兰、对聋老太的了解程度、近期是否有异常的人或事找他等等，杨建国的回答要么是“工作接触，不熟”，要么是“院里老人，了解不多”，要么是“没有异常”，全都无懈可击。
询问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杨建国面前的茶杯续了两次水，他始终保持着那种沉稳中带着适当情绪波动的姿态。
最后，白玲合上笔录本，站起身：“杨厂长，感谢你的配合。今天的询问就到这里，如果后续调查中还有需要向你了解的情况，可能还会打扰。”
杨建国也站起身，脸上恢复了平日的严肃和一丝疲惫，他点点头：“配合公安机关办案，是我应尽的义务。随时欢迎。也希望你们能早日破案，还我们轧钢厂一个清净，给死者一个交代。”
礼貌，周全，无可挑剔。
白玲和同事离开了厂长办公室。厚重的木门在他们身后关上，隔绝了里面那个依旧站在茶几旁、目光深沉地望向门口方向的杨建国。
走下楼梯，来到办公楼外，清晨略带寒意的空气让白玲精神一振。同来的男干警低声道：“白姐，这家伙……滑不溜手啊。”
白玲点点头，眉头微蹙：“预料之中。他早有准备，每一句话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不过……”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色的办公楼，“他越是表现得完美无缺，越说明他心里有鬼。刚才提到聋老太和刘三之死的‘巧合’时，他的呼吸和手指的细微反应，出卖了他内心的紧张。”
“那我们下一步？”
“继续施压，但方向要变。”白玲目光锐利，“他不是说相信我们公安吗？那就让他‘相信’到底。把刘三之死、聋老太‘意外’的调查进展，有选择性地、似是而非地透露一些给厂里，特别是他身边亲近的人。同时，加强对他的外围监控，不仅仅是行踪，包括他所有的通讯渠道、资金往来、甚至……他可能藏匿罪证或准备后路的地方。”
她顿了顿，补充道：“另外，通知四合院那边的同志，加强对一大妈的监控。杨建国这里暂时打不开缺口，或许那个沉默的老妇人，会是我们新的突破口。聋老太死了，如果一大妈真是她的助手或联络人，现在一定是最恐慌、最可能有所行动的时候。”
两人快步走向停在厂门口的吉普车。办公楼三楼那扇窗户后面，杨建国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离去，直到车子驶出厂门，消失在街道尽头。
他脸上的镇定和沉重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阴鸷到极点的冰冷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他走回办公桌后，没有坐下，而是猛地拉开最下面的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紧紧攥在手里。
刚才的应对，他自认为没有露出破绽。但那个女公安最后的眼神，让他感到极度不安。那是一种洞悉一切般的锐利，仿佛已经看穿了他精心构筑的伪装。
他们不会轻易罢休的。聋老太的死，密码纸的暴露，已经让局面彻底失控。他不能再待在这里坐以待毙了。
必须加快行动！必须在公安找到确凿证据、或者那个隐藏在暗处的“鬼”再次出手之前，拿到那件东西，然后……彻底消失！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那个牛皮纸文件袋，里面装着的，是他为自己准备的最后一张牌，也是他通向另一个身份、另一段人生的钥匙。
只是，要拿到那件东西，他需要冒险。需要亲自去一趟那个地方，那个只有他和聋老太知道确切位置的、藏着“黄雀计划”最终核心秘密的……
他深吸一口气，将文件袋锁回抽屉，眼中闪过一抹孤注一掷的狠厉。
茶杯后的铁幕，看似稳固，实则已经布满了裂痕。而幕后的操纵者，正在为最终的逃离，做最后的、也是最危险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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