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时，南京理工学院分院。
黄宗羲站在讲堂上，看着下面三十多个学生。这些是江南士绅选派来的子弟，年龄从十五到二十五不等，个个锦衣华服，眼神里有好奇，也有掩饰不住的优越感。
“今日讲《历代田制考》。”黄宗羲翻开讲义，“从井田制讲起……”
“先生，”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举手，他是周顺昌的侄孙周茂兰，“学生有一问：井田制是否真的存在？还是儒生为托古改制而编造的理想？”
问题很犀利。黄宗羲欣赏地看了他一眼：“此问甚好。考诸史籍，井田制见于《周礼》《孟子》，但先秦实物证据不足。近代学者怀疑，井田或许并非普遍实行的制度，而是局部地区的土地分配方式，被后世理想化了。”
“那先生以为，土地该如何分配才算公平？”另一个学生问。
“这要看‘公平’如何定义。”黄宗羲道，“若论绝对平均，则井田制看似公平——八家共耕公田，各得私田百亩。但实际执行中，土地肥瘠不同，人口多寡不一，绝对的平等反而造成不公。”
他顿了顿：“所以历代改革，都是在寻找平衡——既要抑制兼并，防止贫富悬殊；又要鼓励耕作，保证粮食产出。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是尝试。”
“那现在朝廷的清丈田亩、摊丁入亩呢？”周茂兰追问，“算不算好办法？”
这个问题敏感了。黄宗羲沉吟片刻：“新政推行不久，成效尚未可知。但理念上，将人头税并入田亩税，让有田者多纳，无田者少纳，方向是对的。问题在于执行——如何准确丈量田亩？如何核定等级？如何防止胥吏舞弊？”
“先生似乎对新政有保留？”一个声音从讲堂后排传来。
黄宗羲看去，是个二十出头的清瘦青年，穿着朴素，但眼神锐利。他记得这人叫顾炎武，昆山人，是自费来求学的寒门子弟。
“不是保留，是审慎。”黄宗羲坦然道，“任何改革，出发点是好的，但执行可能出偏差。作为学者，我们要做的不是盲目拥护或反对，而是研究、观察、指出问题，帮助改革完善。”
“那先生以为，当前新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顾炎武不依不饶。
讲堂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黄宗羲。
黄宗羲走下讲台，在学子间踱步：“我以为，最大的问题在于‘重术轻道’。朝廷太注重具体的技术、法度、制度，却忽视了人心教化。譬如推广新农具，却不同时教农民为何要革新；譬如改革科举，却不同时教士子为何要学实学。”
他停下脚步：“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但若只重仓廪，不重礼节，则富而无教，与禽兽何异？新政要让大明富强，这没错。但富强之后呢？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才是根本问题。”
这番话震动了在场学子。他们来理工学院，本是学“奇技淫巧”，没想到这位年轻先生，讲的却是治国大道。
“先生，”周茂兰起身行礼，“那依您之见，道与术该如何结合？”
“这正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黄宗羲眼中闪着光，“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写一些文章——用新学的眼光重新解读经典，用实学的精神重新思考治国。不盲从古人，也不全盘否定；不迷信西学，也不固步自封。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的路。”
顾炎武眼睛亮了：“先生，学生愿追随！”
“学生也愿！”周茂兰道。
其他学子纷纷响应。一股新的思潮，在这间简陋的讲堂里萌芽了。它既不同于保守的理学，也不同于激进的西化，而是一种试图融合古今、贯通中外的第三条道路。
黄宗羲不知道，他今天这番话，将催生出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经世实学”派。这个学派将在未来几十年里，深刻塑造大明的思想界。
下课后，顾炎武留下。
“先生，学生有些文章，想请您指点。”他呈上几篇手稿。
黄宗羲接过翻阅，越看越惊。文章论及郡县制的利弊、科举制的僵化、乃至“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大胆观点……
“这些都是你写的？”
“是。”顾炎武有些紧张，“学生妄议朝政，请先生恕罪。”
“不，写得很好。”黄宗羲合上手稿，“但有些观点……太尖锐了。现在发表，恐惹祸端。”
“那先生以为……”
“沉下来，多读书，多思考。”黄宗羲道，“真正的思想，不是一时激愤的产物，是长期积累、反复锤炼的结果。你先跟我做研究，我们一起，把这些问题想透、写透。”
“谢先生！”顾炎武深深一躬。
窗外，午后的阳光洒进讲堂。两个时代的先行者，在此相遇。他们将用笔和思想，参与这场决定大明命运的伟大变革。
而此刻的他们还不知道，这份手稿将在未来引出一场文字狱，也将催生一部划时代的着作——《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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