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将日记举到光线充足处，开始逐页阅读。我站在他身后，目光越过他的肩膀，也看到了那些内容。以下是我后来根据记忆和对福尔摩斯允许我阅读的部分笔记整理出的日记节选。艾琳·艾德勒——我还是愿意这样称呼她——用英文书写，字迹起初工整从容，越往后越潦草急促，仿佛写下这些文字的人正在与某种不断逼近的阴影赛跑。
十月十二日。圣彼得堡。今晚在娜塔莉亚伯爵夫人的沙龙上结识了一位极不寻常的人物——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整个彼得堡都在谈论他。有人说他曾在决斗中杀死过人，有人说他在西欧游历时卷入过某种不可告人的丑闻，还有人说他拥有令人不安的某种力量——当然，最后一种说法我起初是不信的。但我必须承认，当他握住我的手时，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寒意，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他的瞳孔深处注视着我。
十月二十日。斯塔夫罗金又来了。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位朋友——一个叫阿列克谢·基里洛夫的工程师，面色苍白，目光狂热而专注，说起话来像是拼命压制着某种巨大的兴奋。他们邀请我参加一个名为“极光会”的聚会。斯塔夫罗金说，那是“一小群对世界真相怀有共同兴趣的人”的私人集会。我感到好奇。
十一月三日。我出席了聚会。地点在涅瓦河畔一栋旧宅的地下室里。在场的人大约有二十个，大多是贵族和学者，有几个穿着军装，还有两个东方人——斯塔夫罗金说他们是来自西藏的旅人，懂得某些“失传的知识”。聚会的内容起初是学术性的——一篇关于西伯利亚地质构造的报告，一个关于某些无法破译的史前碑文的讲座。但最后，一个名叫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人站了起来。他的眼睛很小，但极其明亮，说起话来像一把不断收紧的钳子。他宣布了一个消息：“极光会”在西伯利亚的勘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在永冻层深处发现了“某种东西”。他说这句话时，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扫视全场，那目光令我不寒而栗。
十一月十五日。今天我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我接受了斯塔夫罗金的邀请，去参观了“极光会”设在城外一座废弃修道院中的实验室。在那里，我看到了他们从西伯利亚运回的东西。戈弗雷——我亲爱的戈弗雷——劝我不要去。他说这些人让他感到不安。我应该听他的。
（此处有几行被用力涂掉了，只留下墨迹斑斑的划痕，最后一个可以辨认的词是“上帝”。）
十一月十六日。昨夜彻夜未眠。我无法入睡，无法思考，无法将这个形象从我脑海中驱逐出去。它不是任何已知生物，不是化石，不是矿物，但它又同时包含了这三者的特征。我听见基里洛夫称它为“样本”。那些纹理不是雕刻上去的，它们是自身生长出来的——这是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它被放在玻璃罩中，浸泡在某种透明的液体里，当有人触碰容器时，液体表面会荡起波纹，而它也会随之——
不，我必须停止。我已经写得太多了。
日记在这里中断了数页。再往后翻，字迹变得更小、更挤，像是在节约纸张，又像是在躲避某种无处不在的窥视。
十二月七日。我被跟踪了。连续三天，同样的两张面孔出现在我公寓楼下、剧院门口、市场拐角。我知道他们是谁。不是普通的窃贼或流氓——他们的衣领里藏着徽章，靴子是军队的制式。第三厅。我应该离开圣彼得堡。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会让我离开。我在街上看见韦尔霍文斯基和一个穿深色大衣的人交谈，他们同时转过头来看我，目光像四枚钉子。
十二月十日。我给福尔摩斯写了信。他会来吗？他会收到吗？他会相信吗？我不知道。但他是我唯一可以想到的人。如果有谁能够在我无法描述清楚的情况下依然相信我所目睹的东西，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他。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傲慢、最固执、最令人恼火的男人——也是最聪明的。上帝保佑，愿他看到这封信时还愿意记得我。
十二月十二日。戈弗雷今天从领事馆回来，脸色比雪还白。他说有人在他的办公室里翻动过文件。他没有说更多，但我从他的眼中看到了恐惧。我从未见过他恐惧。我必须把我的日记藏起来。如果有人在我之前找到了它——
日记到此戛然而止。最后一页只写了一半，最后一个字母的墨迹拖出了一条长长的线，从纸面一直划到边缘，仿佛写字的笔在那一刻被猛地抽走了。
福尔摩斯合上日记，久久没有说话。壁炉上方的钟在安静的房间中发出单调的滴答声。窗外，灰色的天空开始飘起细密的雪粒，打在玻璃上发出沙沙的轻响。他的目光落在日记本的封面上，落在那些深褐色的血迹上，手指轻轻抚过已经干涸的纹理。当他终于抬起头时，他的表情是我见过的最接近悲恸的样子——不是那种外露的、戏剧性的悲伤，而是一种极深沉的、向内收敛的痛楚，如同冰层下无声涌动的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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