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彼得罗夫站在第三厅秘密监狱地上二层“优待室”的门外，手里拿着一份刚刚从圣彼得堡司法部特别审查小组发来的、用密码编译的“初步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只有一页，但每个字都像烧红的炭，烫在他的眼睛上。内容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对监狱管理和审讯程序的“肯定”，称赞赫尔辛基方面“在困难条件下保持了基本秩序和人道标准”；后半部分是“建议”，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鉴于曼纳海姆·科伊维斯托的健康状况和国际关注度，建议“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其健康急剧恶化或死亡的审讯手段”，并“考虑在适当时候，以医疗或人道理由，将其转移至条件更好的设施，或甚至……考虑有限度的保释，作为政治姿态”。
保释。这个词让彼得罗夫的心脏几乎停跳。圣彼得堡的温和派，居然在试探性地提出释放曼纳海姆的可能性，哪怕只是“有限度的”“作为政治姿态”。这无疑是格奥尔基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彼得罗夫自己从未敢想的。但指导意见的签发人，是谢尔盖副部长本人，这意味着这不是空谈，是圣彼得堡高层某些人正在认真考虑的方向。
彼得罗夫深吸一口气，将指导意见折好，藏进西装内袋，然后示意守卫开门。门开了，他走进“优待室”。这确实比地下牢房好得多：房间大约十平方米，有一扇带铁栅的小窗，能透进天光；一张木床，铺着还算干净的褥子；一张小桌，一把椅子；甚至还有一个木架，上面放着几本书——包括那本《论法的精神》。曼纳海姆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小块木炭，在一张废纸的背面写着什么。他看起来比在地下时好了些，脸上有了点血色，但依然消瘦，手腕的淤痕清晰可见。
听见开门声，曼纳海姆抬起头，看见彼得罗夫，点了点头，将纸和炭笔藏进被子下。“彼得罗夫先生，下午好。”
“下午好，议员先生。”彼得罗夫走到桌边，在椅子上坐下，从公文包里取出几份文件，摊在桌上，“审查组已经完成了对您案件材料的初步审查，这是他们的几点询问，需要您书面答复。主要是关于您被捕前的一些公开言论和文章的法律解释。不涉及新指控，只是程序性的澄清。”
这是彼得罗夫想出的、既能与曼纳海姆沟通，又不引起格奥尔基怀疑的方式：以“程序澄清”为名，进行实质性的信息传递和思想交流。他带来的“询问”，有些是真的审查组问题，有些是他自己编的，用于引导话题。
曼纳海姆走到桌边坐下，拿起文件浏览。他的手指在纸面上轻轻移动，眼神专注。彼得罗夫注意到，他的指甲修剪过了，手也比之前干净，显然是“优待”的一部分。但那种深沉的疲惫，依然刻在眉宇间。
“第一个问题，”曼纳海姆开口，声音平静，“关于我在《芬兰未来》一文中提到的‘民族自决权’概念，审查组问，这是否意味着主张芬兰从帝国分离。我的回答是：民族自决是国际法学中的原则，指一个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芬兰作为大公国加入帝国，是基于《波尔沃协议》的契约关系。当契约的一方系统性违反协议时，另一方有权要求重新谈判关系。这不等同于主张立即分离，而是主张在法律框架内，重新界定权利和义务。这样的答复，可以吗？”
彼得罗夫快速记录，心里为曼纳海姆的冷静和法学素养感到钦佩。在经历了数月的审讯和折磨后，他依然能如此清晰、严谨地阐述观点，既坚持原则，又避免给格奥尔基提供“煽动分离”的新把柄。
“可以。”彼得罗夫点头，“第二个问题，关于您与国外人士的通信。审查组注意到，您的一些文章被瑞典和德国媒体转载。您是否主动向国外传递信息，寻求外部干预？”
曼纳海姆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说：“我的文章是公开的学术和政治评论，发表在芬兰的合法报刊上。外国媒体转载，不是我控制的。我从未主动向外国政府或机构寻求‘干预’。但我相信，一个法治国家应该遵守国际法和基本人权原则，国际社会的关注，是基于这些普遍原则，而不是对帝国内政的干涉。如果帝国在芬兰的行为符合法治和人道，国际社会自然无话可说。问题不在于外部关注，在于内部行为。”
彼得罗夫再次记录。曼纳海姆的回答，再次巧妙地避开了陷阱，将焦点引向特别状态本身的合法性。他接着问了几个技术性问题，曼纳海姆一一作答，思路清晰，滴水不漏。
问答进行了大约半小时。最后，彼得罗夫收起文件，看似随意地说：“审查组对您的健康状况也很关注。格奥尔基特派员报告说，您的心脏有些问题，需要静养。您感觉怎么样？”
曼纳海姆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极轻微的波动。他知道，彼得罗夫在问真正的健康状况，也在传递“审查组关注健康”的信息。他点了点头：“比之前好一些。这里的饮食和空气好些。但旧疾难去，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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