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彼得罗夫用钥匙打开单人牢房B-7的铁门时,看见曼纳海姆·科伊维斯托正坐在墙角,用一根磨尖的牙刷柄,在墙壁上刻字。牙刷柄是彼得罗夫上次探视时偷偷带给他的,原本完整的塑料柄已经被磨得只剩短短一截,但曼纳海姆的手指稳而有力,在粗糙的水泥墙面上,刻出一个个清晰工整的芬兰语字母。他刻得很慢,很专注,仿佛在进行某种神圣的书写仪式,完全没注意到牢门已经打开。
彼得罗夫没有打扰他,而是轻轻关上门,走到牢房中央那张唯一的木凳旁坐下,将带来的公文包放在膝盖上,静静等待。他注意到曼纳海姆比一个月前更瘦了,脸颊凹陷,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在昏暗的灯光下,像两簇不熄的火焰。他身上那件灰色囚衣还算干净,但袖口和领口已经磨得发白,肘部打了补丁——是彼得罗夫上次带给他的针线,他自己缝的,针脚歪斜但结实。
大约五分钟后,曼纳海姆刻完了一个段落。他放下牙刷柄,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右手手指,然后转过身,看见彼得罗夫,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彼得罗夫先生,你来了。”
“我来了。”彼得罗夫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油纸包,放在木凳上,“黑麦面包,乳酪,还有一小罐果酱。监狱食堂今天改善伙食,我多拿了一份。”
曼纳海姆没有看食物,而是盯着彼得罗夫的眼睛:“改善伙食?还是说,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需要让囚犯们保持……相对良好的状态?”
彼得罗夫心里一惊。曼纳海姆的敏锐,总是超出他的预料。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点头:“明天,圣彼得堡的司法部巡视组要到赫尔辛基,检查特别状态下的监狱管理和司法程序。格奥尔基要求所有监狱‘整顿纪律,改善环境,展示帝国的法治和人道’。所以这几天,伙食会好一点,审讯会暂停,甚至可能允许家属探视——当然,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家属。”
曼纳海姆的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近乎嘲讽的微笑:“展示。这个词用得好。所以,我这几天能吃饱,能少受罪,不是因为帝国仁慈,是因为有观众要来看戏。”
“你可以这样理解。”彼得罗夫没有否认,“但这也是机会。巡视组里有我的老师,前莫斯科大学法学院院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教授。他是温和派,主张在法律框架内解决民族问题。如果能让他看到你的状况,听到你的声音,也许能在圣彼得堡推动一些改变。”
“我的声音?”曼纳海姆摇头,“格奥尔基不会让我见到巡视组,更不会让我说话。他会把我关在特别监禁区,告诉巡视组‘重犯不宜见客’。或者,如果我坚持要见,他会在见面时安排人‘突发疾病’或‘企图袭击’,然后把我击毙。这种把戏,他玩得出来。”
彼得罗夫从公文包里又取出一张折叠的纸,递过去:“所以,我们需要另一种方式。这是你的《论小民族在帝国压迫下的生存策略》全文,我已经整理、润色、翻译成了俄语。谢尔盖教授是法学权威,也是《法学评论》的编委。如果他看到这篇文章,以他的眼光,一定能看出其中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可以‘无意中’将这份材料混在监狱的文书档案里,让巡视组看到。或者,通过我在圣彼得堡的熟人,直接送到教授手里。但前提是,你需要在这份俄语译文上,签上你的名字,表示你授权发表。”
曼纳海姆接过那张纸,展开。纸是上好的书写纸,字迹工整,是标准的俄文印刷体,显然是彼得罗夫花了大量时间精心誊写的。他快速浏览了几个段落,点了点头:“翻译得很准确,甚至有些地方比我的原文更清晰。谢谢,彼得罗夫先生。”
“不用谢我。”彼得罗夫的声音很低,“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用法律和文字,对抗暴力和谎言。虽然微弱,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曼纳海姆看着彼得罗夫,这个俄国官员眼中那种深沉的疲惫和挣扎,他见过很多次了。这不是伪装,是真实的良心与职责的撕裂。他最终点了点头,从彼得罗夫手中接过钢笔——那也是彼得罗夫带来的,一支普通的蘸水笔——在译文的最后一页,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曼纳海姆·科伊维斯托,1880年3月15日,赫尔辛基第三厅监狱。
签名时,他的手很稳,但彼得罗夫注意到,他的手腕上有一圈深紫色的淤痕,是长期戴镣铐留下的。还有指甲,有几片已经脱落,新长出的部分参差不齐。这是在审讯中受刑的痕迹,虽然不致命,但持续的痛苦。
“还有一件事。”曼纳海姆签完名,将笔和纸递还给彼得罗夫,然后从怀里——囚衣内侧一个隐蔽的夹层——掏出一个小布包,只有拇指大小,用细绳扎紧。“这是埃里克·科尔霍宁托我交给你的。他说,如果有一天,他不能再传递消息了,请你将这个,交给该交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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