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彼得罗夫站在第三厅秘密监狱地下二层审讯室的单向玻璃窗前，双手插在深色大衣口袋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那枚温热的银卢布。审讯室里灯火通明，格奥尔基坐在宽大的橡木桌后，面前摊着厚厚的卷宗。桌子对面，埃里克·科尔霍宁被铐在一张特制的铁椅上，那张椅子是新的，彼得罗夫之前没见过：椅背、扶手、腿箍都包着皮革，但皮革下隐约有金属的凸起，连接着桌下某个看不见的装置。埃里克脸色苍白，但腰背挺直，独眼平静地看着格奥尔基，仿佛在参加一场学术讨论，而不是生死审讯。
这是埃里克从医院转回监狱后的第三次审讯。前两次，格奥尔基采用了常规手段：威胁，利诱，疲劳审讯，剥夺睡眠。埃里克要么沉默，要么用模糊的、不触及实质的回答应付。显然，常规手段无效。所以今天，格奥尔基启用了新设备——一台从柏林进口的“心理压力测试仪”，据说是基于最新的电生理学研究，能通过微弱的电流刺激，引发受试者的焦虑、恐惧、甚至幻觉，从而降低心理防御，更容易说出真话。
彼得罗夫是通过“司法监督”的名义获准旁观的。格奥尔基对此明显不悦，但没有理由拒绝——彼得罗夫仍是帝国司法部的正式调查员，有权监督重要案件的审讯程序。但彼得罗夫知道，格奥尔基让他旁观，也是一种警告和展示：看，我有最新技术，我能控制一切，你最好别多事。
“埃里克·科尔霍宁先生，”格奥尔基开口，声音温和，像医生询问病情，“我们又见面了。你的腿怎么样？医院说伤口愈合得不错，但幻肢痛可能会持续很久。很抱歉，上次的转移可能加重了你的不适。”
埃里克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格奥尔基。
格奥尔基不以为意，继续说：“今天我们不谈那些不愉快的事。我想和你聊聊……未来。你的未来，芬兰的未来。我最近读了一些你在医院里写的东西，关于抵抗运动评估和规划。很有见地，尤其是关于‘蜂窝结构’和‘长期渗透’的部分。看得出来，你是个有战略头脑的人，不只是个煽动者。”
他从卷宗里抽出几页纸，那是彼得罗夫上次探视时，埃里克托他转交给曼纳海姆的手稿复本。显然，格奥尔基通过某种渠道拿到了。“你在里面写道：‘小民族对抗大帝国，正面冲突是自杀，必须采用持久战略，保存有生力量，发展社会基础，等待外部局势变化。’我同意。那么，按照你的逻辑，现在芬兰抵抗运动的最佳策略，是不是应该停止无谓的暴力，转入完全的隐蔽和保存，等待俄国自己出问题？比如，沙皇去世，王位继承危机，或者对外战争失败？”
埃里克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说：“策略取决于目标。如果目标是立即独立，正面冲突是自杀。如果目标是保存民族，等待时机，那么隐蔽和渗透是理性的选择。但策略也取决于对手。如果对手给予保存的空间，隐蔽是可能的。如果对手连保存的空间都要剥夺，那么隐蔽也会被迫转为反抗。”
“有趣的观点。”格奥尔基身体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所以你认为，特别状态没有给芬兰人‘保存的空间’？但事实是，大部分芬兰人过着正常的生活。农民在种地，工人在工厂，学生在学校。只有少数像你这样的人，选择了‘反抗’。”
“正常？”埃里克的嘴角微微扯动，像是想笑，但没笑出来，“农民种出的粮食被征走大半，工人工资被克扣，学生被禁止说自己的语言。这正常吗？至于反抗……当合法表达的渠道全部关闭，当沉默的代价是文化和精神的死亡，反抗不是选择，是本能，是生存的必须。”
格奥尔基点了点头，像老师在肯定学生的回答：“很好，本能。那么，让我们谈谈你的‘本能’。埃里克先生，你今年五十二岁，参加过波兰战争，获得过勋章。后来退伍，成为海关官员，工作认真，没有污点。直到特别状态开始，你突然成了抵抗组织的头目。为什么？是因为爱国热情？是对俄国人的仇恨？还是……”他顿了顿，声音更低，“某种个人的创伤？我注意到，你的妻子在十五年前死于难产，儿子去年逃往瑞典。你是否将个人的失落，投射到了更宏大的‘民族事业’上，以此填补内心的空洞？”
彼得罗夫在玻璃后皱起了眉。这是心理审讯的常见技巧：将政治动机归结为个人心理问题，削弱其正当性，同时触动受试者的情感弱点。但埃里克的脸上没有任何波动。
“格奥尔基特派员，”埃里克平静地说，“如果你经历过波兰战争，见过村庄被烧，平民被杀，士兵在泥泞中死去，你就会明白，战争和镇压不是抽象的概念，是具体的痛苦。我选择抵抗，不是因为个人创伤，是因为我不希望芬兰人经历波兰人经历过的痛苦。至于我的家人……是的，我失去了妻子，我思念儿子。但这让我更理解那些在特别状态下失去亲人的人的痛苦，更坚定要结束这种痛苦。这不是投射，是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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