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的硝烟渐渐散去，这场大会战，中国军队以巨大的牺牲阻滞了日军的进攻势头，但终究未能守住武汉三镇。
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成为日军下一步进攻的重点目标，一旦长江防线崩溃，日军沿江西进，四川将无险可守，抗战的根基也将被动摇。此时，重新构建长江上游的防御体系，成为国民政府亟待解决的战略难题。
经过军事委员会多轮磋商，一个清晰的战略构想逐渐成型：必须设立一个专门的战区，依托长江三峡的天险和武陵山脉的地理屏障，构建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将日军阻挡在鄂西、湘西之外，确保四川大后方的安全。
1939 年 1 月23，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复设第六战区，与首次成立时不同，此次战区的管辖区域彻底转向华中西南侧，形成了以鄂西为核心，辐射湘西、川东、黔东的防御格局。
第六战区于 1937 年 9 月 17 日首次成立，军事委员会划津浦路北段为第六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但因遭到西北军将领反对，战区迟迟未能筹建。
重新设立的第六战区，主要任务保护陪都和西南大后方。
具体来看，湖北省西部的宜昌、恩施、江陵等地，扼守长江上游咽喉，是防线的核心地带；湖南省西部的常德、沅陵一带，依托武陵山脉，可侧击日军西进之路；四川省东部的万县、奉节等地，紧邻三峡，是后方补给的重要枢纽；而贵州省东部的铜仁、玉屏等地，则构成了防线的西南侧翼，防止日军从侧翼迂回包抄。
这一战略定位的核心，在于 “以地形换空间，以防御拖时间”。长江三峡两岸峭壁林立，江面狭窄，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和大型舰艇难以展开，中国军队可凭借地势设置炮台、挖掘战壕，形成层层阻击；武陵山脉峰峦叠嶂、森林密布，不利于日军的快速推进，却适合开展游击战和阵地战，能够有效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用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的话说：“第六战区是重庆的东大门，三峡是大门上的铁锁，武陵山是大门外的屏障，守住这里，抗战就有了喘息之机。”
战区复设后，将领任命成为重中之重。国民政府经过慎重考虑，任命周青云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因为第六战区大部份都在四省边地管辖地，只能选择周青云。
同时，吴奇伟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驻鄂西秭归县江北地区；吴奇伟是粤军将军，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中屡立战功，作战勇猛且富有谋略。
郭忏则被任命为六战区参谋长，他毕业于保定军校，浙江诸暨人，是陈诚土木系的重要将领。
第六战区的任命，体现了各方的政治平衡结果；同时，因为周青云的坚持，第六战区的复设比历史早了近9个月。
1939 年2月初，从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部回到辰溪的周青云，遇到头疼的事情。
在四省边政会主席办公室中，看到胡善恒送来的财政报表，周青云，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报表上的数字触目惊心：每月的军事开支和难民救济所需早已超支，每个月缺口高达300多万。
胡善恒站在一旁，面露难色地说道：“主席，再这样下去，我们财务状况会崩溃的。”
周青云沉默良久，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财政同样捉襟见肘，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才能渡过这个难关。
他忽然想起之前国民政府在全国推行的国难薪运动，号召公职人员自愿捐献部分薪水支援抗战，或许这是一条可行之路。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周青云召开了四省边政会，讨论国难薪的实行问题。
“当前国难当头，军队要打仗，难民要救济，财政缺口巨大，我们唯有自掏腰包，共赴国难。” 周青云的声音沉稳而坚定，“我的计划是，所有公务系统人员、军官、公立企业员工，每月现金薪水超过 50 大洋的部分，扣除一半充入战区财政，用于补充军费。但有一点必须明确，仅扣除现金薪水，其他物质收入和伤亡抚恤一律不得扣除，不能让将士们和公职人员寒了心。”
与会的官员们纷纷议论起来，有人表示支持，认为这是缓解财政压力的有效办法；也有人面露犹豫，担心此举会引起不满。
周青云知道，这个计划能否顺利推行，关键在于能否得到各方的支持。
他没想到的是，最先站出来响应的，竟是四省边地的文人学者们，而他们的提议，却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
当时，随着多所高校西迁，沈从文、马寅初、梁思成、林徽因、王灿芝、曾宝荪等一批知名学者齐聚辰溪。
沈从文时任四省边地教育厅厅长，他亲眼目睹了难民儿童无学可上、流离失所的惨状，内心备受触动。
马寅初则刚刚接受周青云的聘请，担任四省边地政务的政务委员，主管经济、财政、教育。这位留洋归来的经济学泰斗，深知财政对于抗战的重要性，更心系民生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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