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大暑刚过，四九城笼罩在一年中最闷热的湿气里。清晨五点半，天光已然大亮，朝阳将东边的云层染成一片灼热的金红。胡同里槐树的叶子纹丝不动，蝉在嘶哑地预演着今日的酷暑。
李建国推开东厢房门时，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他穿着浆洗得挺括的白衬衫和深蓝色长裤——这是黄大婶特意用攒下的布票给他做的“考试服”，针脚细密合身。帆布书包里整齐地放着准考证、范师傅送的笔墨、削好的铅笔、三角板，还有用军用水壶装着的、兑了少许灵泉的凉白开。
“哥，吃个鸡蛋。”岚韵从灶间小跑出来，手里攥着个温热的煮鸡蛋，小脸上满是紧张，“一定能考好！”
李建国接过鸡蛋，揉了揉妹妹的头发：“在家好好写作业，别乱跑。”他的声音平静，听不出丝毫波澜，仿佛只是去赴一个寻常的约。
走出四合院，胡同里已有不少动静。穿着各色短褂、汗衫的考生们或独自疾行，或三五结伴，脸上大多带着睡眠不足的疲惫和强自镇定的焦虑。有人手里还攥着翻烂的笔记，边走边念念有词；有人不停地擦着额头的汗，不知是热的还是紧张的。
李建国步履平稳地汇入这股略显躁动的人流。他没有选择乘车，步行能让他的身体和思绪更好地预热。穿过熟悉的街巷，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热气，广播里播放着激昂的进行曲，洒水车叮叮当当地驶过，在滚烫的路面上留下转瞬即逝的湿痕。
越接近考场所在的第三中学，人流越密集。学校门口拉着红底白字的横幅：“接受祖国挑选，向科学文化进军！”字体粗壮有力。戴着红袖章的师生和工作人员在维持秩序，查验准考证。空气中弥漫着汗味、尘土味，以及一种无形却沉重的、属于重大关口的肃穆。
李建国随着队伍缓缓前移。他前面一个瘦高个男生手指颤抖得几乎拿不住准考证，被工作人员提醒了两次；旁边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女生脸色煞白，嘴唇紧抿，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焦虑如同看不见的波纹，在人群中荡漾。
轮到他了。递上准考证。工作人员核对照片，抬头看了他一眼——这个年轻人眼神太静了，静得像暑热清晨里一口深井的水面，映着天光，却波澜不兴。“第三考场，直走，左拐第一栋楼二楼。”工作人员不由得多说了一句，“沉住气。”
李建国点点头，穿过铁栅栏门，走进校园。
校园里遍植杨树，浓荫匝地，稍稍隔开了些暑气。红砖的教学楼墙上刷着白底黑字的标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为建设工业化强国贡献青春”。许多教室的窗户大敞着，里面已经坐了不少考生，风扇在头顶无力地转动，发出嗡嗡的噪音。
找到第三考场，是一间略显破旧的大教室。油漆斑驳的木门上方贴着白纸黑字的考场号。李建国在门口再次核对了准考证，迈步进入。
热。这是第一感受。近五十张双人木课桌挤在教室里，虽然窗户全开，但人多，空气凝滞不动，混合着旧木头、汗水和防蛀药粉的复杂气味。头顶四盏吊扇有气无力地旋转，勉强搅动一丝热风。
他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倒数第三排。桌面有深浅不一的划痕和墨渍。他放下书包，取出笔墨和准考证，整齐摆放在右上角。然后，他静静地坐着，目光投向窗外。操场被烈日晒得发白，空无一人，只有旗杆上的国旗低垂着。几只麻雀躲在浓密的树冠里，偶尔发出一两声短促的鸣叫。
监考老师是两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一男一女，都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中山装，表情严肃得近乎刻板。男老师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宣读考场纪律，声音干涩；女老师则鹰隼般扫视着教室里的每一张面孔，检查准考证和桌面。
试卷发下来了。粗糙微黄的道林纸，散发着新鲜的、略带刺鼻的油墨味。第一场，语文。
李建国没有立刻动笔。他快速浏览了整张试卷：文言文节选自《荀子·劝学》，现代文是一篇关于鞍钢劳动模范的通讯，作文题目——《我的理想与祖国的需要》。
心中大定。题型、难度、方向，与他的准备高度吻合。他提起范师傅送的狼毫笔，在砚台里徐徐舔墨，动作舒缓从容，与周围瞬间响起的、略带急促的书写声形成鲜明对比。
笔尖落纸，沉稳有力。解词、翻译、分析……每一个答案都如同经过精确测量，简洁而切中要害。写到作文时，他略作沉吟。
窗外，蝉鸣如沸。
他的理想是什么？穿越之初，是生存，是守护。复习备考以来，那“用技术推动进步”的朦胧念想渐渐清晰。祖国的需要是什么？是钢铁，是机器，是夯实工业化基础的每一个螺丝钉。
笔锋流转：“……我向往的地方，不在遥远的异国，也不在虚构的桃源，而在那能将矿石熔炼成精钢的高炉前，在那能让钢铁按照人民意志塑形的轧机旁，在那每一张绘制着未来蓝图的丁字尺与计算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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