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伏的平丘县寺大堂里，陈正翻到文书末尾，只见末尾处一上一下盖了两方印章，上方一枚较大的印章内容为“兖州牧印”，下方一枚较小的印章内容则是“兖州主簿”。
仔细揣摩了两方印章一下后，陈正才把卷轴合上，高高举起交还到了“毕芬”手中，并且笑道：“文书无误，还请令君上座。”
听到陈正此话一出，无论是毕齐、仇升还是跟随进来的扈从们都暗暗呼出了一口浊气，捏着刀鞘的手也放松了几分。
要说陈行之为何仅凭文书末尾的印章就能确定此道文书的真伪，还要从兖州的治理架构说起。
有汉一朝，自从汉武帝元封五年将天下郡国分为十三个刺史部，各置刺史以刺举监察各部治下的郡国守相等一应官员。
在随后的三百多年里，各州长官时称刺史时称州牧，为刺史时只主刺举监察之事，不预军政事务，为州牧时则除了刺举监察之事外，还得以参预州中军政事务。
但基本上还是以设刺史为主，以防州牧的权柄过重，势大难制。
直至灵帝末年，各地刺史实际上已经不止行刺举监察之事，更多时候会干涉到郡国守相的权限。
当时各地黄巾之乱久久不能平息，时任太常的刘焉便建议在部分州设州牧，以宗室、重臣出镇，以安定天下，得到了朝议通过，皇帝准允。
再往后，董卓乱雒京，河东群雄并起，天下彻底混乱，那些有实力的或互相表举，或自己宣称领某州州牧，成为了地方上实际的土皇帝。
自初平三年（192年）原兖州刺史刘岱刘公山被青州黄巾杀死后，陈宫劝说并一力促成曹操入主兖州，而曹操就大摇大摆跳过刺史，自领了兖州牧，从此走上了发家致富的康庄大道。
到了兴平二年（195年），曹操赴雒阳迎天子刘协后，当今天子才给曹操加了好多头衔，也把他“自领兖州牧”的“自”字给正式去掉。
但这时候曹操已经贵为司空，行车骑将军时，总兼朝政，哪里还顾得上兖州那一摊子事，所谓的领兖州牧不过是霸占着起家的基本盘不愿撒手罢了。
当然，兖州的大事仍旧要曹操下决定，但日常事务之类就全部交给了他的兖州牧班底。
在这个班底里，最受曹操信任的是主簿王必，其人在中平三年（192年）就奉命出使长安，为曹操争取到了不少的好处，更随曹操征战四方，有说曹操下定决心杀吕布就是王必在身旁怂恿。
这两年兖州的一应日常事务基本都是主簿王必说了算，就连曹操的兖州牧印章，都由王必代为保管用印。
而为了以示区分，由王必代为颁布用印的文书，都会在“兖州牧印”之后再加盖“兖州主簿”的小印，而这点若非是在兖州为官多时之人，绝对不会注意此等细节。
至于说鉴别印章的真伪，陈正也是个半吊子，他只根据常识来查验两个章的大小、字体、排列，感觉和自己之前见过的基本一致，便也就信了七八分。
陈行之倒是也想让专业人士来鉴定一番，但平日里负责与州郡文书来往的是县中主簿、主记，此二者与功曹并为县令最为亲近的身边人，在前一任县令辞官后，俱都装模作样地辞了职事回家，现下一个都不在。
对此，他也无可奈何，总不能拿着文书去县寺中保管存档的地方核对一番，真要提出这么个想法的话，怕是要把新任上司给得罪死了，便是县中同僚也不会附议自己。
陈正虽然心中隐隐觉得总有哪里不太对，但他知道如今在堂上也只能这般了，又自我开解到应该没有什么人胆大包天来假冒新任县令，便老老实实地交还了文书。
“毕芬”收回文书，感觉浑身都透着一阵轻松劲儿，转身走到方床上坐下，待面前属吏们也一一落座后说道：“毕某德才不彰，值此危难之时，方才忝居守令之位，还望各位多多扶持，共应时艰。”
面对新任上司的谦辞，大家都混不当回事，他们大都认为“毕芬”这个守平丘令的“守”字多半是要去掉的，毕竟目前兖州牧是曹司空兼领，朝廷一应大事俱决于司空一人，司空亲辟的从事当个区区县令还是不在话下。
因而众多属吏们多有讨好“毕芬”的意思，一时之间堂内谀词大放，脸皮薄一些的听了估计都能臊得慌。
“毕芬”待众人稍稍告一段落，继续说道：“近来袁冀州与曹公生了龃龉，冀州挥兵南下，如今已经到了阳武，而曹公在官渡集聚大兵驻守，欲要阻断冀州南下许都。”
“毕芬”此话一出，堂下顿时哗然，在座中的众人虽然知道袁曹已经爆发冲突，却消息迟滞，还没得知袁绍已经攻克了阳武，只要顺济水而下就可以到平丘。
此刻听说了最新战况，自是人人心中不安，寻思着这兖州自从吕布之乱后，好不容易太平了五六年，眼瞅着又要乱起来，这可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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