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自中平六年（189年）孝灵皇帝崩逝以来，社稷倾颓，中州丧乱，雒京焚毁，礼崩乐坏。
当曹操在建安元年西迎当今天子，迁都于许县后，他心中也十分忐忑，担心以袁绍、刘表、刘焉为首的各路军阀轻视自己。
曹操为了能够更好地借重天子的大义名分，也为了更好地执行他“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大计，便命人恢复旧时礼制以彰显中朝之威。
当时雒阳、长安两京残破，先皇陵寝也久无祭祀，曹操总摄朝政后便命朝官重建雒阳宫室，修葺先皇陵寝，同时也恢复了因战乱而荒疏的朝廷礼制。
曹操少时狂放不羁，到老来也在礼仪上马马虎虎，但他作为朝廷首辅自然要亲自表率。
章服和车驾都是礼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原本穿衣随便的曹操如今多穿衮服以示人，原本尚好骑马的曹操如今也改了习惯坐起了乘舆。
战国时稷下学宫的着名学者，教导过一代大儒荀子的齐国赘婿淳于髡，曾编着过一部规范王侯礼仪制度的大作《王度记》，其中就有一段对于车驾规制的描述。
“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这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唯有周天子可以乘坐六马所驾的乘舆，而无论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这等实力强横的诸侯也都只能乘坐五马所驾的车驾，各国上卿只能四驾，大夫三驾，士二驾，庶人单马。
曹操目前贵为三公之一的司空，领车骑将军，封武平侯，但也不过类比周时的各国上卿，所以只能乘坐四匹大马所驾的乘舆出行。
不过，司空属官们在为曹操准备车驾时可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就差没像董卓一般搞个青盖车给曹操坐一坐，虽被曹操斥责太过华贵而经过改进，但曹操如今乘坐的司空乘舆也是宽阔高大，威仪感十足。
曹操自打乘坐上这驾四马乘舆后，在指挥战事时也十分得心应手，毕竟站得高看得远，且主将乘舆车驾威严十足，也能起到提振将士士气的作用。
虽说这驾司空乘舆在往日给他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今天却恰巧是这豪华宽大的乘舆差点要了曹操的老命。
仇升之前在白马城下曾经远远地望见过曹操的车驾进城，他当时也为这架乘舆的宽阔高大气势恢宏而惊讶，但在今日思忖伏击曹操的时候，就联想起了这非同寻常的乘舆来。
四匹马拉动的乘舆本身十分沉重，且车驾周围定然有骑士步卒拱卫在侧，若是行驶在平整的道路上自然毫无问题，但要行驶过桥就容易给心怀不轨的人留下机会。
建造在酸渎水上的木桥虽然并不太宽阔，但也是修建在要道上的桥梁，其牢固程度那是毋庸置疑的。
若是想要骤然摧毁整座坚固的桥梁，除非是仇升能够穿越回二十一世纪找点炸药来个定向爆破之外，其他的方法都未必能见效。
不过，仇升的计划可并非是要摧毁整座桥梁，从头到尾，他的打算便是破坏桥梁的桥柱，再借由桥上沉重的负载来压垮桥梁。
但即便是破坏桥柱也并非是轻松寻常的活计，尤其是曹军不时将至，留给河北军设伏的时间更是相当有限。
这时候仇升的专业素养就体现了出来，他将桥梁下方两两相对的八根梁柱靠近北面的四根先砍断了两根，然后又将北侧最靠近山脚的一根桥柱用锯子给锯断了一半宽度，形成一个向内的三角形开口。
做完了这番布置后，仇升让河北骑兵们以正常的行军阵列过桥，与没有布置之前对比，只是感觉到桥的右侧稍许有些晃动，但对于骑兵们过桥尚且不形成严重的影响。
由于这毁桥的计划不可能预演一次，仇升对自己的布置能否起效也信心不足，他对此做了两手措施。
先是在山脚下桥北侧一个较为隐蔽的灌木丛后安排了四匹健马和十个力士，一俟他的鸣镝声传信就拉动绳索。
绳索的另一端被绑缚在被锯断了一半的桥柱开口处，期望能够通过破坏掉桥北侧四分之三的柱子让桥梁失去支撑，从而被桥上过高的负载压倒。
当然，他也不敢提前把这根桥柱锯断得太厉害，唯恐还没到最佳时机桥就提前断掉。
不过，比起桥提前断掉，他更担心的是万一他安排的人手费了老鼻子力气，那桥柱仍旧没有断。
所以另一重措施便是找了一把最大号的斧头挂在了这个桥柱上，密遣一个会水的力士潜在桥下，若是真没有把桥柱给拉断，那便得由这个力士出马去负责砍断桥柱。
不过好在仇升的第一重措施就已经起效，那根已经备受摧残的桥柱应声而断，而且桥上除了曹操宽阔高大的乘舆之外，更有众多卫护他一起过河的曹军士卒。
在桥柱被拉断之后，可怜的木桥再也无法承受如此多的负载，在一阵令人牙酸的吱吱嘎嘎声中往北侧倾斜而下，桥上的人、马、车驾无可抵御地坠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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