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来得比往年早。
五月刚过，阿勒河谷就热起来了。杨亮坐在藏书楼二层的窗前，把窗户推开一条缝，让风透进来。风从河面吹来，带着水汽和草木的腥甜，不算凉，但比闷在屋里强。
他把保罗那封信又看了一遍。
信纸的边缘已经有些卷了，那是他翻看了太多遍的缘故。其实信上的每一个字他都记得——保罗走过的那些地方，见过的人，救过的命。还有那句“等到了罗马，我再写信”。
可问题是，保罗还没到罗马。
他从亚琛出发，走陆路翻过阿尔卑斯山，再沿着意大利半岛往南。这条路杨亮没走过，但听商人们说过——翻山越岭，关卡林立，走快了要两个月，走慢了三四个月不止。保罗是春天出发的，现在夏天了，应该还没到。
杨亮算了算时间。就算保罗到了罗马，安顿下来，找到可靠的信使，再等信送到盛京……怎么也得秋天了。
秋天。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背上的老年斑又多了几块，皮肤薄得像纸，能看见底下青色的血管。这几年他老得很快——不是那种慢慢变老，是每年都能感觉到自己又塌下去一点。去年还能拄着拐杖走到码头，今年连院门都懒得出了。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等几封信。
一封？两封？也许运气好，能等到三封。
他把信纸折好，放回木匣里。匣子里还有几样东西——珊珊写的那本产婆笔记，杨保禄去年整理的集市管理章程，杨定军画的码头施工图。这些都是要留给后人的。他这封信，不知道将来算不算。
楼下传来脚步声，是老保家的小儿子，现在跑腿送信的。
“老爷！”年轻人在楼梯口喊，“码头那边来消息了，威尼斯的船到了！”
杨亮愣了一下。
威尼斯的船——他第一个想到的是马可·达·维奇奥。那个威尼斯商人，上次来还是五年前，后来大瘟疫来了，商路断了，消息也断了。有人说马可家族遭了灾，有人说他死了。杨亮托人打听过几次，没有回音。
五年了。
“来人是谁？”他问。
“说是叫马可，马可·达·维奇奥。”年轻人说，“大少爷已经去接了，让小的先来报个信。”
杨亮扶着桌子站起来。腿有点软，他站了一会儿，才慢慢往楼梯口走。
码头比他上次见的时候又变了样。
新建的泊位能同时停六条船，栈桥铺了双层木板，承重比过去强一倍。三座吊装架立在那里，铸铁的齿轮在阳光下闪着光，正在往下卸货。卸下来的木箱堆得整整齐齐，箱子上都打着马可商号的烙印——一只长翅膀的狮子。
杨亮被孙子杨宁搀着，慢慢走到栈桥边。杨宁今年三岁，走路已经稳了，但小手上全是汗，攥着他的手，攥得很紧。
船边站着几个人。杨保禄在，弗里茨在，还有几个穿短褐的码头工人。他们围着一个穿深色长袍的人，那人背对着杨亮，正在说什么。
听见脚步声，那人转过身来。
是马可。
但跟五年前那个马可不一样了。
五年前的马可，四十出头，头发里刚刚见白丝，走路带风，笑起来声音洪亮。现在的马可，头发白了大半，脸上多了几道深深的纹路，眼睛底下是洗不掉的青黑。他穿着一件料子很好的袍子，但那袍子洗得有些旧了，袖口磨出了毛边。
他看见杨亮，愣了一瞬。然后快步走过来，走到跟前，弯下腰，双手握住杨亮的手。
“杨老爷。”
声音有些哑。
杨亮看着他，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
“回来了。”他说，“回来就好。”
马可在藏书楼里坐了很久。
他喝了三杯茶，吃了两块点心，说话的时候手还在微微发抖。杨亮没有催，只是慢慢听他说。
五年的事，说起来太长。
大瘟疫那年，马可正在威尼斯。他刚从北方回来，带着从盛京换来的货，想着大赚一笔，把家族的宅邸翻修一下。结果瘟疫来了。威尼斯封了城，商路断了，码头上堆满没人卸的货。马可的仓库里存着那些细麻布和铁器，卖不出去，也运不走。
然后他的妻子病了。
“她发烧，咳嗽，喘不上气。”马可的声音很轻，“我用您教的办法——隔离，通风，喝热水。可是没用。她烧了七天，第八天……”
他没说下去。
杨亮沉默着。
马可的妻子他见过一次，那是很多年前，马可带她来过盛京。是个安静的女人，话不多，但笑起来很温柔。那时候他们还年轻，站在码头边，看着阿勒河的河水。
“后来我弟弟也病了。”马可继续说，“他比我小十岁，刚结婚。他妻子求我救他，我用尽了办法，他还是走了。”
“然后是叔叔，婶婶，我弟弟的妻子……”
他停住，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手抖得厉害，杯子在托盘上轻轻磕了一下。
“我活下来了。”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一个人活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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