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雪落在十一月初三。
杨定军站在小广场的台阶上，仰头看着灰白的天空。雪花细碎，像筛过的面粉，落在青石板铺装面上很快化成水渍。他伸出手，掌心接住几片，凉意顺着皮肤渗进去。
“二少爷，灰浆要冻住了！”
弗里茨的喊声从台阶下传来。杨定军快步走下去，看见几个泥瓦匠正围着一堆刚拌好的石灰砂浆发愁。气温降得太快，早上开工时还好好的，这会儿浆面已经凝了一层薄冰。
“搬棚布来。”杨定军蹲下，用手指戳了戳那层冰壳，“把这堆料盖上，周围生火盆。”
“可是少爷，码头那边还等着这批柱子……”
“码头等得起，灰浆冻坏了整锅都得废。”他站起身，“让采石场先停半天，所有人过来帮忙搭暖棚。”
弗里茨应声去了。杨定军站在原地，看着台阶两侧还没立起来的石柱基座。这是那个萨克森石匠汉斯的手艺，柱础雕着简朴的卷草纹，线条流畅。石柱还在采石场半成品堆里，要等开春才能运过来。
冬天来得比他预计的早。
这是他第一次独自主持这么大的工程。三个月来，类似这样的突发状况几乎天天都有——不是材料短缺，就是人手调配不开；不是天气捣乱，就是工艺上遇到书里没写过的难题。每件事他都得拿主意，每个主意都可能影响工期、成本，甚至工程质量。
起初他总想一个人扛。
那是码头吊装架调试的时候。第三座吊架的齿轮组怎么也转不顺，他和工匠们拆装了四遍，还是卡。他翻遍了藏书楼里所有关于机械传动的笔记，演算了十几张草稿纸，结论是设计没问题，问题出在齿轮加工精度。
但他不知道怎么跟工匠解释“精度”这个概念。总不能说“你们刨木头的时候误差不能超过半厘”——这个时代的木匠没有厘的概念，他们用手摸，用眼看，凭的是几十年积攒的经验。
那件事最后还是找了父亲。
杨亮没直接给答案。他只是站在吊装架下，看了半刻钟，然后说：“你试试把这个轴孔改成长圆形的。”
杨定军愣住了。他计算的是正圆轴孔，公差留了两厘，理论上是够的。但父亲说的不是理论，是实际——木齿轮和铁轴受潮会膨胀，加工时再小心也有误差，长圆孔能自动补偿。
改了之后，齿轮转了。
从那天起，杨定军学会了三件事：第一，书里写的不是圣经；第二，工匠手上的经验，比他的演算更贴近大地；第三，问父亲不丢人。
十一月中旬，码头全线竣工。
三座吊装架立在新栈桥上，最大那座的主臂用整根杉木制成，根部包铁，顶端装了双槽滑轮。杨定军亲手调试了最后一遍传动索具，确认起吊、制动、转向都顺畅无误。
试运行那天，乔治的货船是第一艘靠岸的。
老商人站在船头，看着崭新的栈桥和吊架，半晌没说话。他的船满载着从科隆运来的矿石、石英石和几箱意大利羊皮纸，船舷擦着新泊位的护木，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二少爷，”乔治上岸后，脚踩在松木板上，使劲跺了跺，“这是……三个月？”
“三个月零七天。”杨定军说。
乔治摘下毡帽，在手里攥了攥。他望着栈桥尽头新刷过桐油的缆桩，望着吊架工拉动绳索、货箱平稳升空的景象，忽然笑了。
“我年轻时跟着船队去过弗兰德斯，”他说，“那里最大的码头，修了两年。”
他没再说下去。杨定军也没接话。秋风从河面吹来，带着将冰未冰的水汽。
码头的竣工像一声发令枪。
接下来半个月，进港的货船一天比一天多。有些是熟面孔——乔治家的船队，科隆汉斯·穆勒商号的货船，巴塞尔几个布商的定期班船。还有些是杨定军从没见过的船旗：弗里西亚人的宽底船，莱茵河下游磨坊主的运粮驳船，甚至有一艘从摩泽尔河谷来的酒船，船舱里码着整桶的雷司令。
商人们带来货物，也带来消息。
从科隆来的人说，查理曼国王今年冬天在亚琛过圣诞，宫廷里从九月就开始宰鹿腌肉。从巴塞尔来的人说，主教格里高利的教堂终于封顶了，钟是从意大利定制的，要等开春雪化才能运过阿尔卑斯山。
弗里西亚商人带来北海的盐渍鲱鱼，顺便说起维京人今年没怎么南下骚扰，听说是在挪威老家起了内讧。萨克森商人带来哈茨山的铁矿石，抱怨领主新加了过桥税，每车比去年贵两成。
最远的消息来自一个威尼斯人。
那不是马可·达·维奇奥——马可去年秋天派人送过一批货，说自己在威尼斯处理家族事务，要明年才能北上。来的是个年轻伙计，棕色卷发，自称叫安东尼奥，头一回翻越阿尔卑斯山。
“马可先生让我带话，”安东尼奥在集市管理所卸货时，对杨定军说，“他从君士坦丁堡商人那里换到一些东西，也许庄园会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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