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拉珀斯维尔神父站在他那座小礼拜堂的圣坛前，手里握着镀银的圣杯，心里却在数着这个月募捐箱里的钱币数量。
三十七个银币，五十六个铜子儿。比上个月少了近一半。
他抬起头，望向彩窗玻璃——那是他从苏黎世带来的最后一点体面，描绘着圣乔治屠龙的故事。玻璃上的龙张牙舞爪，阳光透过时在地面投下扭曲的红影。沃尔夫冈看着那影子，忽然觉得，自己就像圣乔治，而这座盛京，就是那条需要被屠灭的恶龙。
一年零四个月了。他奉格里高利主教之命来到这个阿勒河畔的“奇迹山谷”，任务是监督公用礼堂的建造，并为苏黎世大教堂募捐。主教当时的嘱托言犹在耳：“温和些，沃尔夫冈。这些赛里斯人掌握着我们需要的技术和财富。让他们感受到主的仁慈，而不是审判。”
起初沃尔夫冈对“公用礼堂”这个说法极为不满。教堂是神圣之地，怎能与其他异教信仰共享？但主教的态度异常坚决：“要么接受这个条件，要么留在苏黎世抄写经文。”他只好忍气吞声地来了。
结果礼堂建好后，他才发现这座城里根本没有其他传教者。没有犹太会堂，没有伊斯兰经学院，连北欧异教的图腾柱都看不见一根。这座“公用礼堂”，实际上成了他独占的教堂。这让他心里有种扭曲的胜利感——看，上帝终究让他的殿堂在此地独一无二。
但胜利感很快被现实冲淡。
募捐的艰难超乎想象。盛京的商人和他过去接触过的任何商人都不同。在威尼斯、热那亚、甚至巴塞尔，商人们总愿意为赎罪或求福捐出一部分利润，有些人甚至把捐赠当做炫耀财富和虔诚的方式。可这里的商人……沃尔夫冈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只能说是“麻木”。
他试过各种方法：在集市日宣讲，引用《圣经》中关于奉献的经文；挨家拜访常驻商栈，暗示捐赠能提升他们在教会眼中的地位；甚至尝试过为商人的货物“祈福”，承诺上帝的庇佑能让货物平安运抵远方。效果寥寥。大部分商人礼貌但坚定地拒绝，有些干脆避而不见。那个经营呢绒的皮埃尔，上次被他缠得烦了，居然说：“神父，我在盛京交的交易税已经包含了公共服务的费用。如果您需要资金，或许该找杨老爷商量？”
杨老爷。杨亮。这个名字像根刺，扎在沃尔夫冈的信仰和尊严上。
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这座城本身。这里的一切，从街道的布局到人们的行为方式，都透着一股让他不安的“秩序”——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秩序，而是一种冰冷的、基于实用和计算的秩序。
比如这场瘟疫。
在沃尔夫冈正统的教义认知里，瘟疫是上帝对罪孽的惩罚。正确的应对方式应该是忏悔、祈祷、斋戒、行善，祈求上帝收回怒火。可杨家人在做什么？他们建隔离区，把病人像牲畜一样关起来；他们烧水洗手，好像脏污不在灵魂而在皮肤；他们用草药和奇怪的药粉治疗病人，仿佛人的生死可以由凡人的手段决定；他们甚至——最亵渎的是——把猫放进屋里抓老鼠，说老鼠传病。
这是公然对抗上帝的旨意！如果瘟疫是神圣的审判，那么抵抗瘟疫就是在抵抗审判本身，是在质疑上帝的安排！
沃尔夫冈不止一次在布道时暗示这一点。他引用《出埃及记》中上帝降下瘟疫惩罚埃及人的典故，引用《启示录》中瘟疫作为末日征兆的描述。但台下的听众——如果有听众的话——大多面无表情。有几个老妇人会划十字，但眼神里没有真正的恐惧或忏悔。年轻人干脆打哈欠。
他写信给格里高利主教，一封接一封。
第一封信，他详细描述了盛京的防疫措施，称之为“渎神的机械行为”，建议主教谴责杨家的做法，并要求他们停止“干涉上帝意志”。
主教的回信很短，措辞严厉：“专注于你的募捐任务，沃尔夫冈。苏黎世需要的是资金，不是神学辩论。”
第二封信，他汇报了募捐的困境，并将之归咎于“这座城市弥漫的异教氛围”，建议教会采取更强硬的姿态，至少应该要求杨家允许他在学堂里开设教义课程。
主教没有回信。
第三封信，他写得更直接了：“尊敬的主教大人，我认为这座名为盛京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异端巢穴。这里的人不敬上帝，不信末日审判，用人工的手段对抗神圣的瘟疫。他们甚至有自己的历法、文字、度量衡，完全自成一体。我恳请教廷考虑派遣十字军，或至少是宗教裁判所，来净化这片土地。”
这次，信使带回的口信是：“主教大人身体不适，暂无回复。”
沃尔夫冈坐在礼拜堂冰冷的石凳上，看着烛火在圣像前跳动。他感到一种被遗弃的孤独。格里高利主教变了——或者说，主教一直是这样，只是沃尔夫冈以前没看透。那个曾经在讲坛上慷慨激昂宣讲“为主征战”的主教，那个发誓要把苏黎世大教堂建成阿尔卑斯山以北最宏伟教堂的主教，如今眼里只剩钱。他需要盛京的玻璃、铁器、白酒去换钱，需要杨家提供的稳定税收和贸易中转费。至于信仰？那可以在谈判桌上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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