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那个被高高的木栅栏严格围起来的工坊区，则是日夜传来各种声响的综合体。不仅仅是单调的、叮叮当当的铁锤敲击声，还有一种低沉的、持续的、带着某种稳定韵律的“嗡嗡”声和“嘎吱”声，仿佛某种巨大的、不知疲倦的机械野兽在栅栏后呼吸、运转。他曾壮着胆子，向一个面相相对和善、偶尔会多给他半勺豆汤的年轻看守打听。那看守一边警惕地看了看工坊方向，一边朝河流那边努了努嘴。“水车，”他含糊地低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杨老爷带人弄的，不是磨面的那种。力气大着呢，能带着好几架大风箱和大铁锤，日夜不休。”
水车，赫尔曼认识，河边的磨坊主用它来驱动石磨碾磨谷物。但这里的水车，显然在驱动着别的东西，为那个神秘的工坊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是锻造那些能射穿骑士板甲的弩箭的关键？还是打造那些造型奇特、却防御力惊人的板甲部件的前提？他无从得知，只能在脑海里徒劳地想象着栅栏后的景象。更让他心惊的是，有一次，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瞥见几个半大的孩子，蹲在营地边缘的空地上，用烧黑的木棍在刮平的木板上画着带有精确直线、弧线和各种古怪符号的图样！他们一边画，还一边激烈地争论着什么“杠杆”、“省力”、“角度”。这几个词，还是在劳作中他学到的，不是他本身的语言，而应该是赛里斯人本来的语言。
知识，在这里，似乎并非修道院抄写员、神职人员和世袭贵族垄断的、高高在上的珍宝，而是一种可以被这些平民孩子接触、甚至使用的……工具？这个念头让他感到一阵荒谬和不安。
俘虏的食物谈不上任何美味，口感粗糙，调味寡淡，但分量固定，足以维持基本的体力。让他始终无法完全适应的是这里对清洁的古怪要求。所有人都被严格要求在指定的、挖得很深的土坑里排泄，并有专人定期用石灰掩盖。饭后，看守会监督每个俘虏用清水漱口。那些伤口化脓或生了疥疮的人，会被立刻隔离开，用一种气味极其刺鼻、闻一下都让人头晕的药水反复擦洗。那药水的气味，比他闻过的任何变质烈酒都要浓烈呛人，看守们称其为“消毒水”。赫尔曼凭借有限的医学知识隐约感觉到，这种令人不适的严格措施，似乎与那些赛里斯人几乎从不感染让人闻风丧胆的“魔鬼的诅咒”——也就是每隔几年就会席卷一地、带走大量人口的瘟疫——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他们真的掌握了抵御瘟疫的方法……这个想法让他不寒而栗，这比任何强大的武器都更具战略价值。
而那些“赛里斯人”本身，则是笼罩在所有谜团之上的最大谜团。他们的东方面孔是如此的突兀，与这片土地格格不入，但他们的语言（尽管他听不懂，却能分辨出那种流畅）和行为方式却又似乎深深扎根于此地，甚至比本地领主更高效、更有力。那个首领杨亮，身材相当魁梧，眼神更是锐利得像猎鹰，巡视时步伐稳定，很少说话，只是用目光扫过一切，仿佛能看透所有疏漏。他那个叫杨保禄的儿子，年纪似乎比赫尔曼还小几岁，有时会跟着父亲一起来。他的眼神里没有贵族子弟常见的骄纵、浮躁或者对脏活累活的厌恶，只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稳，以及对各种活计——从检查藤筐的编织密度到查看铁器淬火的成色——的了然于心。他们看待俘虏的目光，严厉，却并不掺杂个人情绪的残忍，更像是在管理一群因管理不善而生了病的牲口，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完全基于利益的冷静实用主义。这种态度，比单纯的虐待和侮辱更让赫尔曼感到心底发凉，因为它彻底地、完全地无视了贵族与平民之间那套与生俱来、被他视为天经地义的尊卑秩序。他们在乎的，似乎只是“效率”和“价值”。
几天前，在反复的追问和保证下，他被允许给堂兄林登霍夫伯爵写信陈述情况并商讨赎金。一个面无表情的看守给他送来了一叠纸、一个墨水瓶和一支修剪过的鹅毛笔。当他拿起那叠纸张时，一种极其陌生的触感从指尖传来，让他差点没拿稳。
现在回想起来，这纸与他熟悉的粗糙、厚实、颜色泛黄甚至带有毛絮的羊皮纸，或者更劣质的、用破布烂麻制成的草纸截然不同。它质地均匀得不可思议，表面相对光滑，带着一种奇特的柔韧与脆硬并存的质感，颜色是一种更浅、更干净的灰白。他下意识地用指甲掐了一下纸缘，韧性很好。当时他用鹅毛笔蘸了墨水，小心翼翼地在纸面上书写。墨迹渗透得很快，线条清晰利落，却不会像在劣质草纸上那样晕染开、变得模糊一塌糊涂。他握着笔的手有些僵硬，甚至微微颤抖。现在想想，这又是一件他从未见过、工艺水平远超他认知的物事。它们是从东方带来的吗？还是他们在这里自己制造的？如果真是自造……难道这些赛里斯人，连被视为珍贵知识的造纸技艺，都达到了如此超凡脱俗的地步？这薄薄的纸张，在他手中重若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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