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对于一支志在保卫万里海疆、确保商路畅通的强大水师而言，坚船利炮固然是“器”，而对所航行海域的透彻了解，则是另一种无形却同样至关重要的“器”——一张精确、详尽的海图，其价值，有时不亚于一支分舰队。
张俊深谙此理。
他清楚，南宋水师虽承袭前代，对近海航道，如从长江口到闽粤的沿岸航线，还算熟悉。
但对于更广阔的南海，尤其是通往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乃至天竺、大食的远洋航线，官方掌握的航道、水文、气象、岛屿、暗礁、港口等信息，多依赖历代舟师口耳相传、零散记录，或来自蕃商、老船主的叙述，缺乏系统、精确的测绘与整理。
许多“秘本”海图，被视为船家、海商的传家宝，秘不示人。
而官方库存的航海图志，要么年代久远，讹误颇多；要么简略粗疏，难堪大用。
这种状况，在和平年月或可应付，但在面临潜在海上威胁、需进行远洋巡逻、护航、甚至追剿敌船时，无疑会带来巨大风险与不确定性。
“我水师将士，不能做‘睁眼瞎’航行于自家海域！”
张俊在制置使司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敲着桌案强调，“连海寇、蕃商都知晓的隐秘水道、避风良港、淡水岛屿，我堂堂朝廷水师，岂能不如？
将来若需巡弋远海，追亡逐北，或因避风、补给需停靠某岛，难道还要临时寻找向导，或冒险试探？此非为将之道！”
他下令，由沿海制置使司牵头，会同司天监及市舶司，启动一项浩大工程：全面勘测、绘制、修订自两淮至广南，包括近海与主要远洋航线的详细海图舆志。
此工程被张俊命名为“海疆舆图厘正事”，并赋予极高的优先级和资源支持。
工程分为两大部分：近海勘测与远洋航路整理。
近海勘测，主要由三大水师基地各自负责所辖海域。
明州水师负责长江口以北至淮东海域，以及舟山群岛、嵊泗列岛等复杂岛礁区；泉州水师负责闽海，包括澎湖、琉球西部沿海，以及通往琉球、琉球的航道；广州水师负责粤海、琼州周边，及通往交趾、占城的近岸航线。
张俊从三大水师中，各抽调熟悉水文、经验丰富的低级军官、老水手，配备精良的测量船只，以及司天监派出的懂得牵星术、测量方位的技术人员，组成专门的“勘测船队”。
他们的任务极为细致繁重：使用罗盘、量天尺、计时等工具，结合陆标，精确测量航线的方向、距离、水深。
详细记录沿岸、岛屿的显着地貌、灯塔、烽燧、可泊船的港湾、淡水水源地点。
重点标注暗礁、浅滩、急流、旋涡等危险区域，并尽可能探明其范围、规律。
调查各港口的水文条件、潮汐规律、码头设施、补给能力。
甚至记录不同季节的风向、风力、洋流变化，以及常见的灾害性天气路径与征兆。
勘测船队如同织网的梭子，在沿海水域来回穿梭。
他们冒着风浪，深入偏僻的港湾，登上无人的荒岛，与当地渔民、蜑户交谈，核对、修正旧有记载。
每测完一段航线，便立即绘制草图，记录数据，派快船送回基地。
基地有专设的“舆图房”，由通晓绘制的文人、画师，将各地送回的草图、数据，进行汇总、校验，以统一的比例和符号，绘制到大幅的绢帛或特制纸张上。
新的发现，如一处新的可避风小海湾，一座有淡水的小岛，一片危险的暗礁区，都被仔细标注。
远洋航路整理，则更具挑战性。
张俊知道，完全依靠水师船只进行远至南洋的勘测，目前力有不逮，且风险太高。
他采取了“官民合作，重金求购，专家汇集”的策略。
一方面，他以制置使司名义，发出公告，以重金悬赏，征集民间海商、老船主、退休舟师手中秘藏的“海道针经”、“更路簿”以及私绘海图。
承诺只要献出，经核实有用，必有厚赏，且原物抄录后即可发还，绝不强占。
此令一出，果然吸引了不少持有秘本的家族或个人。
有些人是为了赏金，有些人则是希望为国家海防出力，换取家族子弟入仕或经商便利。
另一方面，张俊邀请常驻广州、泉州，经验最为丰富、航行范围最广的几位大食、波斯蕃商首领，以及宋人海商巨贾，到制置使司衙门座谈，以礼相待，恳请他们提供从广州或泉州出发，前往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乃至天竺、波斯湾、东非的主要航线的详细信息，包括航向、航程、季风利用、沿途停靠港口、淡水食物补给点、危险海域、当地风土人情乃至可能的海盗出没区域。
作为回报，张俊承诺在他们的商船进出港、货物抽解等方面给予一定便利，并保证其航行安全。
同时，张俊还查阅了官府收藏的所有前代航海记载，如《岭外代答》、《诸蕃志》等书中相关部分，与民间收集来的信息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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