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失败，非因法之不善，乃因势之不足。” 年轻人默念着，把报纸塞进竹筒，埋在老槐树的树洞里。这是他和同党约定的联络方式，暗号是 “梅开三度”。
他叫吴樾，就是那天在菜市口攥紧匕首的年轻人。现在，他是 “暗杀团” 的骨干，目标是那些阻碍变革的 “大贼”。前几天，他刚在保定府炸了淮军统领的马车，虽然没炸死目标，却把对方吓破了胆。
“吴大哥，” 一个梳辫子的少年跑过来，手里拎着个食盒，“东家让我给您送点心。”
吴樾掀开食盒，里面是几块驴打滚，底下藏着把磨得发亮的匕首。他塞给少年一块点心：“告诉东家，荣禄这几天在庆王府宴客，是个机会。”
少年点点头，刚要走，又回头：“我爹说，上次您炸马车，城根下的穷人们都在传，说有好汉替天行道呢。”
吴樾摸了摸少年的头，没说话。他想起谭嗣同的诗，“去留肝胆两昆仑”，或许，有些人注定要做那劈开黑暗的闪电，哪怕只亮一瞬。
上海的张园里，一群人正围着看报纸。报上登着 “清廷与俄国签订密约，租借旅顺大连”，人群里炸开了锅。
“又是割地！这朝廷是没救了！” 一个戴眼镜的读书人把报纸撕了，“康先生还说要保皇，我看这皇上也救不了中国！”
“孙先生说得对，必须革命！” 有人举着《民报》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才是正路！”
吵着吵着，有人动了手。保皇派和革命党扭打在一处，长衫撕烂了，眼镜摔碎了，却没人肯停手。茶馆老板急得直跺脚，又不敢劝 —— 这年头，说句 “朝廷不好” 都可能被抓，何况这些人喊的是 “革命”。
角落里，一个穿西装的日本人端着茶，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是梁启超的朋友，刚从东京来，要把这场冲突的消息带给流亡日本的维新派。他掏出怀表看了看，该去码头接个人 —— 听说，有位从美国来的华侨，带了笔钱，想支持 “改变中国的事业”。
码头上，轮船鸣笛靠岸。一个留着短发的女子提着皮箱下船，旗袍领口别着枚银质梅花别针。她叫秋瑾，刚从日本留学回来。海关检查时，士兵翻出她箱子里的《革命军》，厉声喝问：“这是什么？”
秋瑾抬眼，目光比刀还利：“是让中国人醒过来的药。”
士兵被她的气势吓住，竟没敢多问。秋瑾走出海关，看见接她的马车旁站着个戴礼帽的男人，帽檐下露出半张脸 —— 是吴樾派来的人。
“秋先生，” 男人递过一张字条，“荣禄明日去天津，火车经停沧州。”
秋瑾接过字条，指尖划过 “沧州” 二子，笑了。她箱子里，除了《革命军》，还有几枚自制的炸弹。
这年春天，北京的风沙比往年大，却吹不散那些藏在胡同里、茶馆里、码头上的暗流。有人还在等皇上 “圣明”，有人已拿起刀枪，有人在纸上呐喊，有人在暗处磨刀。
瀛台的光绪帝对着湖水发呆时，或许想不到，那些因戊戌变法而起的火种，正借着这漫天风沙，往更远的地方蔓延。而他袖袋里那块硬邦邦的糕点，终究没能等到下一个春天。
天津卫的雪下得紧，铁轨上积了层薄冰。一列绿皮火车喘着粗气停在站台，荣禄穿着貂皮大衣，被卫兵簇拥着上了软卧车厢。他刚在庆王府喝了酒，脸上泛着红，手里把玩着和珅用过的鼻烟壶 —— 那是袁世凯刚送的礼。
“大人，这趟去保定，真要把新军调进关？” 随从低声问。
荣禄哼了一声：“南边那些革命党闹得凶，不调兵镇着，真要翻天了。” 他掀开窗帘，看见站台上有个穿红棉袄的女子在卖烟，目光似乎往车厢这边扫了一眼。
“那女的看着眼生。” 荣禄皱了皱眉。
随从刚要去查，火车已经开动。荣禄没再在意，闭目养神时，想起袁世凯白天说的话 ——“大人，梁启超在日本办报，骂您是‘卖国贼’，要不要……”
“让他骂。” 荣禄当时呷了口酒，“一个流亡犯，翻不起大浪。”
可他没看见，那穿红棉袄的女子目送火车远去，抬手拢了拢围巾，露出颈间的梅花别针 —— 正是秋瑾。她身后，吴樾裹着件旧棉袍，手里捏着个油纸包，里面是刚做好的炸弹。
“安计划，沧州站动手。” 秋瑾的声音压在风雪里，“我去车厢接应，你在站台引爆炸弹。”
吴樾点点头，把油纸包揣进怀里。雪落在他睫毛上，化成水，像没擦干净的泪。他想起菜市口的血，想起谭嗣同的笑，突然觉得这冷天也没那么难熬了。
同一时刻，日本东京的华侨会馆里，梁启超正和孙中山争得面红耳赤。
“皇上是被软禁了，只要我们救出皇上，变法仍有希望！” 梁启超拍着桌子，《清议报》散落一地。
孙中山冷笑：“皇上？他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能救中国？卓如，你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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