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皇宫，御书房。
乾元帝刚刚批阅完一摞关于江南春汛的奏章，略显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案头另一侧，单独放着的几份奏报，却让他眼神微沉。
一份是端王纪怀信前日递上的，措辞恳切，忧心忡忡，言及山西赈灾虽初见成效，但永王怀廉年轻气盛，推行分坊制、坊勇制等新政过于急切，恐激化民怨，乃至引发行刺之事。
奏中委婉提醒，需防有人借题发挥，离间天家亲情，并请朝廷派遣得力大臣，速往山西查明流民袭击真相，安抚地方，以免事态扩大。
另一份，则是三法司官员离京前呈递的行程预计及初步调查方略。
三法司官员是五日前派出的，按路程算，此刻应该刚入山西地界不久。
对于山西之事，乾元帝心情复杂。
永王此次两河赈灾一事办得稳妥，山，分坊制更是让他眼前一亮，虽有刀逼三司行为，亦是被逼急了才有胆魄镇住那批山西官员。
但接连遇袭，重伤垂危，又牵扯出流民乃至疑似更深背景的刺客，让他既惊且怒，更添几分猜疑。朝中暗流涌动，他并非不知。
端王的奏报，看似关心兄弟、顾全大局，实则绵里藏针。他派三司官员前往，既有查明真相之意，也未尝没有制衡与观察的心思。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三司官员还未抵达，另一道更加紧急、内容也更为骇人的密奏，竟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通过北衙禁军最隐秘的独立渠道，直接送到了他的御案之上！
送奏的是一名风尘仆仆、面容坚毅的北衙禁军队正，自称奉永王殿下重伤昏迷前急令，拼死送达。
验明身份与印信无误后，乾元帝屏退左右，独自拆开了那份被火漆严密封存的厚实奏匣。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份由永王纪怀廉具名(落款处字迹虚浮潦草，显然书写时极为艰难），但更多内容由太原卫都指挥使曹宁、北衙禁军校尉黄拱等人联署的详细战报。
战报陈述了自永王抵达潞安府后，回太原途经雀鼠关窄道，遭遇五百余流民袭击，永王受伤就地扎营，营地里接连两夜又遭遇大规模的刺客袭击。
刺客人数过百，训练有素，悍不畏死，分明是蓄养已久的死士。
袭击目标明确分为两路：一路强攻永王主帐，一路死磕俘虏营，意图灭口。
太原卫将士拼死抵抗，死伤逾百，曹宁重伤，才堪堪击退敌寇。
战报本已足够触目惊心，但随附的几样“物证”，才真正让乾元帝的瞳孔骤然收缩，一股寒意自脊背升起。
一是两枚以油纸小心包裹的铜制令牌。
令牌不大，边缘磨损，正面那个古朴清晰的“端”字小篆，在御书房的灯火下，反射着冰冷而刺眼的光泽！
乾元帝拿起令牌，指尖抚过那熟悉的铸造纹路和边缘细微的瑕疵——这制式，这细节，他依稀记得，多年前端王开府时，内府曾依例铸造过一批类似的护卫信物！
二是数份俘虏初步讯问口供摘要。 摘要中，俘虏们惊恐混乱的供词被梳理后，指向了一个模糊但一致的“贵人”，提及“上面交代务必不留活口”、“事后自有重赏安排出关”等只言片语。虽无直接指名，但结合那“端”字令牌，其意指已昭然若揭。
三是一份由潞安府名医刘、孙，太原府名医方、许四人联合署名、盖有私印的“药方勘议笔录”。
笔录详细抄录了太医令林济春所开的两张药方，并逐条记录了四位医者对药方中几味关键药物的疑虑与辩论。
笔录用词谨慎，未直接指控，但其中“用量峻猛，恐伤根本”、“于重伤虚极者尤为不宜”、“与常理治法有悖”等措辞，以及四人一致认为“此方用之需慎之又慎，恐生他变”的结论，已足以让人对林济春的意图产生严重怀疑。
末尾还附有一句：“此议仅源于医理探讨，供上官参详。林太医令医术精深，或另有考量，未敢妄断。”
四是一份简短却极其关键的补充说明。 说明中提到，太医令林济春与一位名叫沈如寂的游方郎中，其自称太医令故友之徒现已被请至永王主帐旁“暂歇”，营地已全面戒严，许进不许出，以待朝廷进一步指示。
乾元帝的目光在这些冰冷残酷的证据上一一扫过，握着令牌的手，指节渐渐泛白。他脸色铁青，胸膛剧烈起伏，御书房内温度仿佛骤降。
不是流民！是蓄谋已久、动用死士的连环刺杀！
物证直指端王府！
随行太医令用药存疑，已被控制！
永王重伤昏迷前，已洞悉危机，并做出了最凌厉的反制——扣人、取证、八百里加急直送御前！
这已远非简单的政见不合或权力倾轧，这是赤裸裸的、动用武力与阴私手段、欲致皇子于死地的谋害！
而且手段如此狠辣缜密，若非永王那边应对得当、将士用命，恐怕早已得手！
“好……好一个兄弟情深！好一个顾全大局！”乾元帝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声音带着压抑到极致的震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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