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腊月的风，裹着碎雪粒子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肉。县法院门前的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挂着的冰棱子在晨光里泛着冷光。才早上七点，台阶下就挤满了人，大多是受害者的家属，手里攥着用手帕包好的照片，棉鞋上沾着泥雪，却没人在意——今天是李存根案开庭的日子，是他们等了快两年的“说法”。
刘桂花站在人群最前面，身上穿的蓝布衫浆洗得发白，领口和袖口缝着一圈深灰色的补丁。这是王建军生前最宝贝的衣服，他总说“这料子是纯棉的，干活出汗不粘身”，每次穿之前都要对着镜子把领子捋平整。现在，刘桂花把丈夫的黑白照片别在布衫第二颗纽扣上，照片是王建军三十五岁生日时拍的，他穿着这件蓝布衫，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她的手指反复摩挲着照片边缘，纸角已经被摸得发毛，指尖冻得发紫，却攥得越来越紧。
“桂花姐，冷不冷？我这儿有个热水袋。”旁边的张大山媳妇递过来一个布包着的热水袋，她的眼睛也是红的，怀里抱着张大山的旧棉袄，那是去年冬天她刚给丈夫做的，还没穿几次就没了人。刘桂花摇摇头，声音有点发哑：“不冷，等着见人呢，心里热乎。”
八点整，法院的铁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法警穿着藏蓝色制服，迈着整齐的步子走出来，引导众人按顺序进入。沈河提前一小时就到了证人休息室，桌上摊着厚厚的证词材料，关键处被他用红笔圈了又圈：“1983年10月5日，北洼河边芦苇丛发现王建军骸骨，头骨有钝器击打痕迹”“铁锤锤头血迹经鉴定，与赵老四、李铁蛋血型一致”“账本字迹与李存根供述字迹比对，特征点完全吻合”。他反复默念着这些信息，怕开庭时出半点差错——这不仅是对受害者家属的交代，更是对那六条逝去生命的负责。
老周抱着一个沉甸甸的深棕色木箱跟在后面，箱子是县局专门用来装物证的，铜锁擦得锃亮，上面还挂着一个小牌子，写着“李存根案物证箱”。打开箱子，里面整齐码着十几个牛皮纸信封，每个信封上都用毛笔写着证物名称和编号，盖着县局的红色骑缝章，边角没有一丝褶皱：“物证01：铁锤（附1983年10月8日鉴定报告）”“物证02：记账本（附指纹提取报告）”“物证03：李铁蛋衣物残片（带血迹）”“物证04：自行车轮胎印拓片”。老周小心翼翼地检查着，生怕运输过程中出了磕碰——这些都是定案的关键，容不得半点马虎。
九点整，开庭的钟声在法院大楼里回荡，沉闷又有力。审判长穿着笔挺的制服，坐在高高的审判席上，敲了敲手里的法槌：“现在开庭！传被告人李存根到庭！”
法警押着李存根走进法庭，他穿着一身灰扑扑的囚服，领口歪着，头发乱糟糟地贴在脸上，遮住了大半张脸。他的头一直低着，眼睛盯着地面的瓷砖缝，像是在看什么重要的东西，又像是在躲避所有人的目光。走到被告席前，法警将他按坐在椅子上，手铐“咔嗒”一声锁在扶手上，他的手腕处磨出了一圈红印，皮肤干燥得裂了口子。
整个法庭瞬间安静下来，连呼吸声都变得清晰。检方代表老陈站起身，手里拿着起诉书，声音洪亮又严肃：“被告人李存根，男，42岁，红星村村民。经审查查明，自1981年冬季至1983年秋季，被告人李存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介绍外地务工’‘帮人收割庄稼’等理由，先后将刘老根、孙老六、赵老四、王建军、张大山、李铁蛋六人骗至北洼麦田、旧窑址、河边芦苇丛等偏僻地点，使用铁锤、锄头、石块等凶器实施暴力击打，致六人当场死亡，并劫取被害人随身携带的现金共计1280元、手表一块、棉布上衣两件……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予以严惩！”
读到“六人当场死亡”时，旁听席传来一阵压抑的抽泣声。刘桂花的肩膀控制不住地颤抖，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砸在胸前的照片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她赶紧用袖子擦掉眼泪，生怕泪水模糊了照片上丈夫的脸——她要让王建军“看清楚”，是谁害了他。
接下来是举证环节。老周抱着物证箱走到法庭中央的证物台旁，先拿起编号“01”的牛皮纸信封，小心翼翼地拆开：“审判长、审判员，这把铁锤是1983年10月7日，在被告人李存根家柴房北墙墙缝中查获。经技术鉴定，锤头缝隙内残留的暗红色物质为人类血迹，其中一份与被害人赵老四的AB型血一致，另一份与被害人李铁蛋的O型血一致；锤柄上提取到三枚完整指纹，经比对，与被告人李存根的右手拇指、食指、中指指纹特征完全吻合，可确认该铁锤为李存根作案所用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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