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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国家上下的议论曹铄听在耳朵里，他知道，人的思想转变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几千年教育把大家教傻了，大家看问题喜欢以统治者立场看待天下，而不是庶民百姓立场看待天下，不少人把自己幻想成皇帝或者皇子皇孙，这种视角看待历史是有很大问题的。
为此，曹铄决定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想法，想以此让大家展开议论，正所谓理不辩不明：
“最近走在下邳街头，常听街坊们念叨：“如今这‘华夏’，到底和以前的‘朝廷’不一样在哪？”也有人问：“官员俸禄不如教授高，会不会没人好好当官？”
今天借着《华夏日报》的版面，我这个“谈天说地”的好事者，想借着和大家掏心窝子聊聊这些事——聊聊国家，聊聊咱们百姓该有啥权利，还有那些藏在“俸禄”背后的心里话。
先说说“国家”，之前大丞相曹铄曾说过：“国家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加上咱们的文化、习俗凑成的家。”这话我特别认同。啥是国家？不是皇宫里的龙椅，不是朝堂上的大官，是你家门前那亩能种出粮食的地，是你娘端午包的粽子、年节的水饺，是咱们春耕时一起插秧、秋收时一起打谷的街坊邻居，是孩子们在学堂里念的书，也是工匠们手里敲打的犁铧。
以前咱们总听人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家是皇帝一个人的，咱们百姓只是“皇帝的子民”，只能听话、交税、服徭役，连问一句“为啥要多收粮”的权利都没有。
可现在不一样了——你家的地，有官府发的“地契”，没有地契也有租赁契约，谁也不能随便毁约；孩子上小学，不用交学费，官府还管午饭；要是遇到官吏欺负人，去廉政公署举报，准有人来查。这才是国家该有的样子：国家是咱们大家的，政府只是和咱们在法律契约下管事儿的“管家”，不是朝廷时期骑在咱们头上的“老爷”。
再说说“权利”。这两个字，以前咱们听都没听过。朝廷的时候，官府让你去修长城，你就得去，哪怕家里有生病的老娘；让你交三斗粮，你就得交，哪怕自己家里只剩半斗米。
咱们学的都是“付出”，学的都是“听话”，可没人教咱们：“你有权利吃饱饭，有权利让孩子读书，有权利不让人随便欺负你，也有权利知道自己缴纳的赋税用在了哪儿。”
为啥现在要提“权利”？因为没有权利，就没有“公平”，更没有“法治”。
要是百姓连“不被苛捐杂税欺负”的权利都没有，那华夏政府说收多少税就收多少，说抓谁就抓谁，这和以前的朝廷有啥区别？现在《华夏法律》里写得明明白白：百姓有“土地权”，租种的地不能随便收回；有“受教育权”，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孩子都能上学；还有“监督权”，要是官员贪赃枉法，百姓能去廉政公署和百姓大会告他。这些不是“恩赐”，是咱们百姓本该有的——就像你种了地，就该有收粮食的权利；你交了税，就该有让政府帮你修路、治水的权利。
还有人念叨“忠君”，说“以前的人都忠君，现在咋不提了”。我倒觉得，“忠君”这两个字，本身就不对。啥是“忠”？以前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不是忠，是主仆。人与人之间，本该是平等的——官员和百姓平等，大丞相和挑夫平等，没有谁比谁高一等。咱们不用忠于某一个人，不用忠于“皇帝”，也不用忠于“大丞相”，咱们该忠于的，是这片养咱们的土地，是让咱们能吃饱饭、过安稳日子的“华夏”，是咱们对彼此的“承诺”。
这种承诺，就是“契约”。你遵守法律，不偷不抢，不欺负邻居，按规矩交税，这是你对国家的契约；国家保证你有地种、有书读、有工作、有饭吃，保证官员不贪腐、不欺压百姓，这是国家对你的契约。
个人和个人之间，要守契约——你借了邻居的钱，就得按时还；国家和百姓之间，更要守契约——官府说要推广占城稻，就得派农技师来教咱们种；说要修桥，就得保证桥修得结实，不会塌。这样的“契约”，比“忠君”靠谱多了——忠君是“你得听我的”，契约是“咱们互相守信用”。
最后聊聊最近热议的“俸禄”。有人说“官员俸禄太低了，不如教授、高级工匠，会不会没人好好当官”？我倒觉得，这话没说到点子上。官员的收获，不只是俸禄那几个钱，还有“名声”——是百姓提到你时说的“这个官是个好官，帮咱们修了水渠，干了不少事实”，是孩子们在学堂里听老师讲“某某官员办了哪些事，最后还在石碑上留名”。这种名声，是花钱买不来的，是比俸禄更金贵的东西。
以前的官员，既拿高俸禄，又占土地，还收“孝敬”，最后还得巨大名望名利双收，可百姓过得啥日子？现在官员的俸禄，虽然不如教授高，但也够一家老小吃饱穿暖；虽然没有以前的“特权”，但能得到百姓的尊重。咱们不能既想让官员为百姓办事，又想让他们拿高俸禄、享特权——哪有那么好的事？就像咱们百姓，想多赚钱，就得好好种地、好好做工；官员想有好名声，就得好好为百姓办事，这才是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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