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变蛟的“围而不攻、攻心为上”策略，如同精准的手术刀，开始缓慢而持续地切割着北京这座巨大“肿瘤”的神经与血管。
围城的消息，连同那些射入城内的安民告示和城外日夜不停的宣谕喊话，以惊人的速度，在死寂的北京城内发酵、扩散，引发了一场无声却剧烈的化学反应。
反应最直接的，是普通百姓。
被“跑马圈地”、“剃发易服”等苛政压抑了多年的仇恨与恐惧，在“王师已至城下”、“只惩首恶、不究胁从”的承诺下，开始转化成一种隐秘的期待。
街头巷尾的窃窃私语变得大胆起来。
“听说了吗？南边的天兵真的来了！就在卢沟桥！说是洪武皇帝派来的！”
“告示上说，开城门的有功！那济尔哈朗、刚林这些狗鞑子，怎么还不开城？是想拉着全城人陪葬吗？”
“永定门、右安门真能出城？出去了真有粥喝？”
“我二舅家的邻居的侄儿，昨天晌午偷偷从水沟爬出去看了，回来说南兵的营寨一眼望不到边，大炮跟树林子似的！可人家真没开炮，还在城外放粥呢！”
“唉，这日子，提心吊胆的，早点换个天，或许还能有条活路……”
恐慌在蔓延，但不再是单纯的对外面“流贼”的恐惧，更多是对城内即将到来的未知变故，以及可能因守军顽抗而招致屠城的恐惧。
许多人家开始偷偷藏起粮食，收拾细软，打听出城的门路。
反应最复杂、最激烈的，是守军，尤其是汉军绿营和包衣汉军。
他们占了守城兵力的七成以上。满清入关后，对他们既用又防，地位低下，饷银常被克扣，战时多为炮灰。
如今，城外是同文同种的“王师”，城内是穷途末路、对他们并不信任的满洲主子。
安民告示和喊话，字字句句敲打在他们心上。
“只惩首恶，不究胁从……” 一个把总蹲在朝阳门瓮城的角落里，低声念叨着，眼神闪烁。
“头儿，咱们……真要给鞑子陪葬？”
旁边一个老兵油子凑过来，“我可是听说了，南边那位陈王爷，对降卒不错，有本事的还给官做。咱们在这儿，算个逑？”
“噤声！”
把总紧张地看了看左右，“让满洲大爷听见，脑袋还要不要了？”
“满洲大爷？”
老兵油子嗤笑，“您瞅瞅这几天，那些个旗兵老爷，还剩下几个在城头？不都缩回内城，守着他们的王府、贝勒府了吗？让咱们这些人在外城顶着。真打起来，炮子儿可不认人！”
类似对话，在各处城墙值班的汉军中悄然进行。
军心，如同阳光下的冰雪，正在快速消融。
开小差的士兵开始增多，有的扔掉号衣，混入百姓中；有的甚至偷偷翻下城墙，向城外大陈军营投降，带去了宝贵的城内情报。
反应最恐慌、最分裂的，则是满洲贵族和官员。
郑亲王济尔哈朗（小）和大学士刚林，坐镇紫禁城武英殿，如坐针毡。
他们手中还能直接指挥的兵力，只剩下不到三千人的两黄旗护军和部分家丁，控制内城（皇城）已显吃力，更别说偌大的外城了。
“王爷！不能再等了！”
刚林急得嘴角起泡，“汉军已不可靠，百姓蠢蠢欲动。城外南蛮子虽未攻城，但这是钝刀子割肉啊！再围上十天半月，不用他们打，城内自己就乱了！”
“那你说怎么办？开城投降？”
济尔哈朗年轻，缺乏其父的沉稳，此刻又惊又怒，“我济尔哈朗，堂堂和硕郑亲王，太祖子孙，岂能向汉狗屈膝？祖宗的脸面还要不要了？”
“王爷！脸面重要，还是宗庙、身家性命重要？”
另一个汉臣幕僚哭劝，“如今之势，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其实还有，但恐慌性抢购导致市面无粮），军心涣散，民心背离。这城……守不住啊！不如……不如趁还能谈条件，派使者出城，或许……或许还能保全……”
“保全什么？保全这颗脑袋挂在城门上吗？”
济尔哈朗怒吼，“南蛮子告示上说了，‘只惩首恶’！你我和刚林大学士，就是他们眼中的‘首恶’！出去就是死路一条！”
“那……那突围？”
有人怯生生提议，“趁夜，从北面德胜门或安定门，集中所有骑兵，护着王爷和家眷，冲出去！去宣化，去大同，或者……去关外！”
“突围？”
济尔哈朗眼中闪过一抹狠色，但随即黯淡，“城外数万大军，铁桶一般，如何突得出去？就算突出去，又能去哪？宣化、大同，还在咱们手里吗？关外……赵勇的东路大军，怕是已经快到沈阳了吧？”
会议不欢而散，毫无结果。
济尔哈朗既无决死一战的勇气，也无壮士断腕投降的魄力，更无巧妙周旋的智慧，只能在绝望中拖延，将希望寄托在渺茫的“辽东援军”或“蒙古救兵”上，尽管他自己都不信。
就在清廷中枢瘫痪、上下离心之际，曹变蛟的“软刀子”还在持续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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