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四月初八，南洋。赤道的风裹着咸湿的热浪扑过来，像刚从椰壳里蒸开的椰浆，稠得化不开，热得烫皮肤，还缠带着一股椰肉发酵的甜腥味。风一刮过，骨头缝里都透着酥麻，连呼吸都带着沉甸甸的暖意。我和白灵扶着船舷，在“哥打巴鲁”港的码头跳板前站定，脚下的甲板被烈日烤得灼人，鞋底贴着木板，竟能感觉到细微的烫意，像踩着一块刚从灶上挪开的铁板——有人说这温度能煎熟鸡蛋，我信。可这灼人的烫意，却让我心口猛地“噗通”一声沉落，随即又浮起一股踏实的暖意：总算，踩在了一片没有通缉令的土地上。
这里没有“燕子李三”的悬赏告示，没有巡捕房的盯梢，没有那些藏在暗处的枪口与刀锋。我贴身揣着一张泛黄的移民纸，指尖抚过纸面，上面的字迹还带着油墨的湿润感：“李生财，华人橡胶园劳工，携妻白氏，自上海来。”指肚沾了点淡墨，那触感竟像沾了块化开的麦芽糖，甜丝丝的，舍不得擦掉。白灵戴着一顶编得细密的椰壳斗笠，宽宽的帽檐压得极低，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截光洁的下颌。她往我身边凑了凑，用只有我们俩能听见的声音眨着眼睛说：“师兄，往后别叫李三了，叫阿生。我呢，就叫阿燕。”我咧嘴笑起来，露出被海上的咸风吹得有些发白的门牙，声音里带着劫后余生的轻快：“成！阿生和阿燕，天生一对，地造一双。”
我们没直接去移民局指定的橡胶园，而是揣着那张移民纸，沿着锈迹斑斑的铁路线往南走。铁路两旁是连绵的原始雨林，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枝叶，筛下零碎的光斑，落在满是泥泞的土路上。走了整整三天，才到了“双溪大年”河谷。河谷尽头有一片荒坡，只有野象踩出来的羊肠小道蜿蜒其间，两侧全是密不透风的原始橡胶林，枝桠交错，遮天蔽日，平日里鲜少有人踏足。当地的土着把这里叫做“鬼仔坡”，说林子里闹鬼，每到夜里，就能听见孩童的哭声，凄凄惨惨，听得人头皮发麻。我听完这话，笑得直抖肩膀，拍着腰间的飞爪索说：“鬼？老子就是从阴曹地府里爬出来的鬼，专吓那些藏污纳垢的坏人。”
我们掏空了全部积蓄——那是我用最后一批金条换的三十块大洋，在附近的小镇上买了两把磨得锋利的砍刀、一口黑黝黝的铁锅、一卷厚实的油布、一袋饱满的橡胶籽，临走时还从摊主手里抱了一只刚断奶的马来狗。小家伙浑身黄毛，四条腿短短粗粗，跑起来一颠一颠的，我给它取名叫“虎崽”。
第一天，我们挥着砍刀在荒坡上砍出一块平整的平台，把油布搭在几根粗壮的树干上，支起了一间简陋的草棚；第二天，趁着天刚亮，我们就下地挖排水沟，把坡上的杂草灌木全砍了堆在一起，点火烧荒，黑黢黢的草木灰撒在地里，成了最好的肥料；第三天，天还没亮透，我和白灵就蹲在地里，小心翼翼地把橡胶籽撒进挖好的土坑，再覆上一层薄土，像呵护刚出生的孩子。
夜里，南洋的暴雨说来就来，“哗”地一声，像天河决了口，密密麻麻的雨点砸在草棚顶上，把茅草打得噼啪作响，很快就砸出了好几个筛子眼。雨水顺着破洞往下漏，汇成细细的水流。我和白灵缩在油布底下，她枕着我的肩膀，我则枕着那张伴随我多年的虎皮。虎皮被海上的咸水泡过，又被南洋的烈日反复晾晒，原本鲜亮的毛色褪成了暗金色，却变得愈发柔软，贴在身上，像一位老人温暖的手掌。雨点打在虎皮上，“嗒嗒嗒”的声响清脆悦耳，竟像是有人在我耳边说书：“山君啊山君，你活着的时候横行山林，吃人害命；死了之后，虎皮却护了人周全，也算是将功折罪了。”
橡胶树长得慢，一天两天看不出动静，可人却得往前赶。我们白天在地里种树、除草、施肥，夜里就守在林边，借着月光巡逻。闲暇时，我们就顺着小路去附近的土着村落，帮他们修漏雨的屋顶，补破损的渔网。土着人淳朴热情，总会用香甜的椰子饭、醇厚的亚力酒招待我们。一来二去，“鬼仔坡”的名声渐渐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名字——“燕子坡”。土着人私下里说：坡上住着一对华人夫妻，男的会飞檐走壁，爬树比猴子还快；女的会使飞刀，百发百中，他们夜里在林子里穿梭，像两只灵活的燕子，一闪就没了踪影。我每次听见这话，都只是笑，笑完了却会对着远处的海面发呆：燕子李三，真的就这样一闪，彻底不见了吗？
有时半夜从梦里醒来，伸手去摸身边的虎皮，摸到的却只有自己滚烫的皮肤和剧烈跳动的心跳——“咚、咚、咚”，每一声都沉重有力，像有人在黑暗里用力敲着城门：“开门，我是你的影子，你甩不掉我的。”
民国十六年，橡胶树终于到了可以割胶的年纪。这一年的割胶季，我和白灵起得比鸡还早。凌晨四点，月亮还挂在西天，像一块蒙了尘的银盘，清冷的月光洒在胶林里。白灵点燃一盏椰油灯，昏黄的灯光跳动着，照亮了她额头上细密的汗珠。我拿起磨得锃亮的割胶刀，深吸一口气，走到第一棵橡胶树前。割胶的力道和角度都得拿捏得恰到好处，刀口要呈三十度斜切，深浅就像给婴儿剃发一样轻柔，只有这样，树才不会“疼”，才肯乖乖地流出“乳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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