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深秋，北风比往年更早地席卷了这座北方小城。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叶还未来得及全黄，就被一夜狂风扯下大半，湿漉漉地贴着地面，像一张张废弃的黄色健康码。
周五傍晚五点四十分，东城区杏林社区核酸检测点前，五十三个岁的张淑琴排在队伍的倒数第七位。她裹紧身上那件穿了五年的深紫色羽绒服，看了看手机电量——只剩百分之十七。前面是一对年轻情侣，男孩的手臂环着女孩的腰，两人共用一副耳机，随着听不见的节奏轻轻摇晃。
“妈，你带充电宝没？”儿子李正阳的微信弹出来。
“没，快没电了。”张淑琴回复，手指在冰冷的屏幕上略显笨拙。
“那你快点扫完回家，今晚我加班，不用等我吃饭。”
张淑琴把手机揣回兜里，向前挪了两步。队伍移动得很慢，大白们的动作肉眼可见地疲惫。她已经排了三十七分钟，脚踝处旧伤开始隐隐作痛。三年前，她在超市为拦住偷东西的小偷，被推倒摔裂了脚踝，见义勇为奖状和两万块医药费单子一起收在卧室五斗柜最底层。
“下一位。”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头也不抬，用已经沙哑的声音机械地说。
张淑琴上前，点开手机，找到那个绿色小图标。屏幕亮起，又暗下去。没电了。她按了按侧边键，没反应。
“我手机没电了，能让我先做吗？我住这附近，三号楼的。”她朝工作人员解释，声音在口罩后面有些发闷。
工作人员抬起头，护目镜后的眼睛布满血丝：“没健康码不能做，规定。”
“但我手机真没电了，我早上出来还是绿的，一天没去哪。”张淑琴有些着急，“我儿子是医生，他在市医院上班，我们一直很注意的。”
“规定就是规定。”工作人员重新低下头，“下一个。”
后面的人开始往前挤，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越过她，手机屏幕亮着刺眼的绿光。张淑琴被挤到一边，脚踝的疼痛让她倒抽一口冷气。
“能不能通融一下？我家里有老人，八十多了，我得做了核酸才能回去照顾她。”张淑琴几乎是在恳求了。
工作人员停下动作，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后面越来越长的队伍，犹豫了几秒：“你登记身份证号吧，我们查一下。”
张淑琴连忙报出号码。工作人员在平板电脑上输入，敲下回车。屏幕转了两圈，弹出一个红色方框。
“你的码是黄的。”工作人员声音突然变得警惕。
“不可能！”张淑琴凑近看，屏幕上的确显示着黄色二维码，下面一行小字“待核实”。
“我早上还是绿的，我儿子昨天才帮我查过。我哪都没去，就去了菜市场和医院拿药，都扫了场所码的。”
“系统显示是黄码就是黄码。”工作人员站起来，朝旁边喊，“王主任，这有个黄码的！”
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快步走过来，胸前别着社区工作证。他看了看平板，又看了看张淑琴：“大姐，您这情况得报备。按规定，黄码人员要单独检测，而且得等疾控来核实情况。您最近有没有去过风险区？或者接触过什么人？”
“我没有，真没有。”张淑琴急得声音发颤，“我这一周就去过三个地方：家、菜市场、医院。会不会是系统错了？”
“系统一般不会错。”王主任公事公办地说，但语气还算温和，“这样，您先到旁边隔离帐篷等一下，我们联系疾控。如果核实没问题，就给您做。”
“要等多久？”
“不好说，可能一两个小时，也可能更久。”
张淑琴看着天色，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雪。家里老母亲还等着她回去做饭，老人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症，一个人在家不安全。
“我等不了，我妈妈一个人在家。能不能让我先做了，我保证哪儿都不去，回家等结果？”
“不行，这是规定。”王主任摇头，已经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
后面排队的人群开始骚动。一个烫着卷发的大妈大声说：“黄码还在这排什么队？传染了我们算谁的？”
“就是，赶紧拉走隔离啊！”有人附和。
“我不是阳性，我只是黄码，可能系统错了。”张淑琴试图解释，但声音被淹没在人群的议论声中。
王主任打完电话，对张淑琴说：“大姐，您稍等，疾控和派出所的人马上来。您配合一下，对大家都好。”
“派出所？”张淑琴愣住了，“为什么要派出所来？我又没犯法。”
“黄码人员不配合防疫，我们得通知。这是流程。”王主任的语气开始有些不耐烦。
十五分钟后，一辆警车和一辆疾控的面包车几乎同时到达。从警车上下来两个民警和一名辅警。为首的民警四十出头，身材微胖，警服的扣子绷得有些紧，脸上的口罩拉到下巴，手里夹着一根快抽完的烟。
“谁是黄码不配合的？”他弹掉烟头，声音粗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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