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的空调嗡嗡作响，陈旧的制冷系统抵挡不住八月的热浪。李国华和王翠芬并肩坐在被告席上，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像是隔着一条楚河汉界。
“所以，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对房产、存款分割均已达成协议，现在唯一争议是……”法官推了推老花镜，低头看看案卷，又抬头看看眼前这对结婚十七年的夫妻，“29只鸡？”
“是我的鸡。”王翠芬抢先开口，声音干涩。
“是我们养的。”李国华纠正，不看她。
“我喂的食，我扫的粪，我接的生。”
“我搭的鸡棚，我买的饲料，我拉的网。”
法官清了清嗓子：“所以你们就因为这29只鸡，闹到法庭上来？”
离婚调解员在一旁低声补充：“两人为这事吵了三个月，谁都不肯让步。村委会、街道办调解了六次，没用。”
法庭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旁听的，有人憋着笑，有人摇头。旁听席最后一排，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悄悄举着手机。
“29只鸡，按市价每只八十到一百元，总价值不超过三千元。”法官敲敲法槌，“为了这点东西，值得吗？”
值得。王翠芬心里说。那不只是鸡，是鸡棚下李国华第一次搂着她的肩膀说“咱们好好过日子”，是半夜母鸡下蛋时两人披衣打手电去看的兴奋，是女儿小敏蹲在鸡窝边给每只鸡起名字的时光。
值得。李国华心里说。那不只是鸡，是王翠芬嫌鸡粪臭却天天早起打扫的背影，是她被公鸡啄了手背还笑着说“这畜生有脾气”，是她说“等这批鸡卖了，给你换辆新电动车”时眼里的光。
“一人14只，还剩一只怎么办？”法官问。
“我要多的一只。”两人异口同声。
法庭又响起压抑的笑声。法官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这比他上周审理的三百万合同纠纷还棘手。
“这样吧。”法官重新戴上眼镜，“我有个建议。你们俩一起，炖了那只多出来的鸡，吃个散伙饭。剩下的28只，一人14只，公平合理。”
法庭静了几秒。
“我同意。”王翠芬说。她想起新婚第二天，李国华杀了一只自家养的鸡，笨手笨脚地炖了一锅汤，咸得发苦，两人却就着馒头吃了个精光。
“我也同意。”李国华说。他想起来女儿十岁生日，王翠芬杀了最肥的那只芦花鸡，红烧了一大盘，女儿啃着鸡腿说“妈妈做的鸡全世界最好吃”。
“那就这么定了。调解书稍后签。”法官如释重负。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法庭，中间还是那一拳的距离，像过去一年里每次吵架后的冷战。
第二天下午，李国华骑车回到那个已经分割清楚的家——东边两间房归他，西边两间归她，院子一人一半，鸡棚刚好在中线上。
王翠芬已经在院子里了。她换下了法庭上那件灰扑扑的外套，穿了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那是李国华五年前在集市上花三十五块钱给她买的。
“抓哪只？”李国华问。
“那只花尾巴的吧，最肥。”王翠芬走向鸡棚。
鸡群咯咯叫着散开。那只花尾巴公鸡昂着头，浑然不知自己的命运。李国华伸手去抓，鸡扑腾着翅膀飞开，王翠芬下意识拦了一下，手背碰到李国华的手，两人迅速弹开。
最后还是王翠芬抓住了鸡。李国华拿来刀和碗，鸡脖一抹，鲜红的血滴进碗里。王翠芬别过脸，手却稳稳抓着鸡腿。
烫毛、开膛、清洗。两人默默配合，熟练得像过去十七年的每一个日常。李国华生起煤球炉，王翠芬从她那一半的厨房里拿来姜葱，又从李国华那一半的厨房里拿来料酒——分割财产时，连调料都一人一半。
鸡下锅了。水汽蒸腾起来，模糊了两人之间的界线。
“小敏下周回来。”王翠芬突然说。
“知道，她跟我说了。”李国华盯着炉火，“她说住同学家。”
“嗯，不想回这个家。”
沉默。只有锅里咕嘟咕嘟的声音。
“你还记得小敏六岁时，被鸡啄了吗？”李国华忽然说。
王翠芬点点头：“记得，你气得要杀了它，小敏哭着不让，说‘花花不是故意的’。”
“那只鸡后来活到老死，你挖坑埋在后院，小敏还立了个木牌。”
“去年那块牌子被雨冲走了。”
又是沉默。鸡的香气开始弥漫。
“你胃不好，多喝点汤。”王翠芬说。
“你血压高，别吃太咸。”李国华说。
说完两人都愣了一下。这些话像肌肉记忆，不需要经过大脑。
鸡炖好了。王翠芬盛了一大碗放在小方桌上——桌子也锯成了两半，这是他们分到的另一半。李国华摆上两副碗筷，忽然想起没有米饭，转身要去煮，王翠芬已经端着一锅米饭从她那边厨房出来了。
“用我的米。”她说。
“下次还你。”他说。
坐下。夹菜。吃饭。谁也没提“散伙饭”这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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