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秋天，赣北的稻子黄了。
周满仓站在自家田埂上，看着两亩三分地的晚稻在夕阳下泛着金光。他蹲下身，掐下一穗稻谷，放在掌心搓了搓，吹去谷壳，露出白莹莹的米粒。他数了数，一共四十二粒——比去年少了八粒。
“满仓，看什么呢？”邻田的李老根扛着锄头走过来，黝黑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像田里的犁沟。
“看收成。”周满仓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稻壳，“今年这稻，怕是不太够。”
“够不够的，不都得交？”李老根叹了口气，望向远处村委会的红砖房，“听说今年提留又加了。”
周满仓没说话，只是把掌心里的米粒小心地装进上衣口袋。他今年四十二岁，和这片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能听懂稻子说话——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少了一成半。
三天后，打谷场上堆满了稻谷。村委会的干部来了，带着磅秤和账本。会计王有才戴着眼镜，手指在算盘上噼里啪啦地拨动，像秋日里最后一批蝉鸣。
“周满仓，两亩三分地，亩产八百二十斤，总计一千八百八十六斤。”王有才头也不抬，“公粮五百六十六斤，提留款按百分之八收，一百五十一斤。余粮一千一百六十九斤，按保护价收购，扣除种子化肥，实发一百八十二块三毛。”
周满仓接过薄薄一沓钱，手指捻了又捻：“王会计，这提留款，是不是多了？”
“多什么多？镇里定的标准。”王有才扶了扶眼镜，“赶紧搬你的粮，后面还排着队呢。”
拖拉机突突地开走了，扬起一片尘土。周满仓看着空了一半的粮堆，心里算了一笔账：一千一百六十九斤稻谷，出米率按七成算，是八百一十八斤米。一家四口，一天吃三斤米，只够吃九个月。可这还没算上人情往来、孩子学费、头疼脑热的药钱。
那天晚上，周满仓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他爬起来，从柜子深处翻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这些年攒下的文件：土地承包合同、历年公粮通知、还有一张去年从镇上抄回来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
他凑到煤油灯下，眯着眼睛看。第三条，白纸黑字：“村提留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
可今天交的，是百分之八。
周满仓的手开始发抖。他翻出儿子用剩的作业本，在背面一笔一划地抄：“第三条……村提留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
抄到第三遍时，本子用完了。他在屋里转了一圈，最后看见桌上那包“庐山”牌香烟。他抽出一根点上，狠狠吸了两口，然后把烟盒拆开、抚平，在锡纸的那一面，用圆珠笔用力写下那行字。
那一夜，周满仓家的灯亮到鸡叫。
第二天清晨，村里三十多户人家的门板上，都贴着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有的贴在门缝，有的插在门环，有的用饭粒粘在门板上。纸上的字很小，但很用力，几乎要划破锡纸：
“村提留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
“什么玩意儿？”村东头的赵寡妇不识字，扯下烟盒纸问邻居。
“政策文件！说提留不能超过百分之五！”邻居的声音有些发颤。
“可咱们交的，是八分啊！”
消息像野火一样烧遍了整个村子。那天下午，村委会的门槛差点被踩破。
“王会计，这烟盒纸上的，是不是真的？”
“胡闹！这是有人造谣生事！”村委会主任刘建国拍着桌子，“镇里定的标准，能错吗？”
“可这白纸黑字……”
“什么白纸黑字？烟盒纸也算文件？”刘建国把烟盒纸揉成一团，“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去！”
人群慢慢散了，但疑问像种子一样埋进了土里。
那天晚上，周满仓家来了第一个人。
是李老根。他揣着两个红薯，在门口踌躇了半天才敢敲门。
“满仓，那纸……是你贴的？”
周满仓点点头，把李老根让进屋，又看了看门外，才轻轻关上门。
“我抄的，一字不差。”周满仓从怀里掏出那份皱巴巴的文件，“镇上公开栏里贴着的，我抄了三天。”
煤油灯下，两个脑袋凑在一起。周满仓指着文件，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农民承担费用……包括村提留、乡统筹费……村提留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
“那咱们交的八分，多出来的三分去哪了？”李老根问。
周满仓没回答。他翻开另一个本子，那是他偷偷记了三年的账：每户的田亩数、产量、交的公粮、提留款。一笔一划，清清楚楚。
“老根叔，你家三亩地，去年亩产八百五十斤，总产两千五百五十斤。公粮七百六十五斤，提留二百零四斤，是按百分之八收的。如果按百分之五，应该是一百二十七斤半。你多交了七十六斤半。”
李老根的手指在账本上摩挲，粗糙的指腹划过那些数字，像抚摸着土地的裂痕。许久，他抬起头，眼里有了光：“满仓，你得给大伙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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