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到银行门口，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街道，缓缓说道：「胤禛以为加税、禁令就能挡住我们。他却不知道，他越是封锁，国内物资越是匮乏，物价越是畸高，商人走私的利润就越大，白银外流反而会更严重。而他加征的税负，最终都会转嫁到升斗小民和中小商人身上，加剧内部的矛盾。」
「此消彼长。」秦风接口道，眼中闪烁着敬佩的光芒，「执政官，我们这是在用经济的手段，行围城之事。」
「不错。」玉檀目光深远，「军事征服或许能摧毁一个政权，但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却能从根本上改变一片土地。我们要让所有人，包括大清境内那些还有思考能力的人看到，另一种更高效、更公平、更有希望的生活方式，是切实可行的。」
几天后，一份来自江南织造的密报，被快马加鞭送到了胤禛的案头。上面详细描述了在严刑峻法之下，仍有大胆海商通过隐秘渠道，将内地的生丝、瓷器运出，换回南洋的华元，再用华元购买钟表、玻璃镜等物运回牟取暴利。更提到，一些家境殷实的士绅，甚至开始私下收藏华元，视其为一种“奇货”。
「反了！都反了！」胤禛将密报撕得粉碎，脸色铁青。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他那套驾驭了天下几十年的权术和律法，在那个女人层出不穷的新手段面前，似乎正在逐渐失效。
一种无形的、却更加致命的银荒，正伴随着南洋吹来的海风，悄然弥漫在大清帝国的肌体之中。而紫禁城中的皇帝，除了更严厉的镇压和更沉重的税负，似乎暂时找不到更有效的应对之策。
旧世界的堤坝，正在被新世界的潮水，一滴滴地侵蚀。
初夏的江南，本该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富庶景象，但苏州城外的运河码头上，气氛却有些凝滞。几艘漕船懒洋洋地靠在岸边，扛包的脚夫们蹲在阴凉处，眼神空洞地望着浑浊的河水。往年此时，这里应是商船云集，脚夫们忙得脚不沾地，银钱叮当响。
“王老哥，今儿个活儿咋样？”一个年轻脚夫凑到领头的老把式身边，递过一杆旱烟。
老王头接过烟杆，深深吸了一口，吐出浓白的烟雾，叹道：“不咋样。听说上头加了‘海防厘金’，南边来的货船少了大半。没货，咱们哪来的活计？再这么下去，米缸都要见底了。”
“可不是嘛！”旁边另一个脚夫插嘴，“我婆娘昨日去市集买米，同样一吊钱，买的米比上月少了快两成！这日子，真是越过越回去了。”
“听说……是皇上要打南边那个什么‘新华夏’？”年轻脚夫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说是那边弄出了不得的东西，皇上不高兴了。”
“哼，天家的事儿，咱小老百姓哪里懂。”老王头磕了磕烟灰，脸上皱纹更深了，“我只知道，南边来的番薯，救了我老娘一命；南边传过来的那个‘种牛痘’的法子，让我家娃没出天花。如今商路一断，这些东西都贵得吓人，寻常人家哪里用得起？这打来打去，苦的还不是咱们？”
码头上陷入一片沉默。脚夫们的心思，简单而直接——谁能让他们吃饱饭，让家人活下去，谁就是好的。至于龙椅上坐的是谁，年号是什么，对他们来说，远不如明天能不能找到活计来得重要。
类似的对话，在江南的织坊、景德镇的窑厂、广州的商行里，以不同的形式上演着。工匠们发现，原本畅销海外的瓷器、丝绸，因为高昂的附加税和海运风险，订单锐减，东家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商人们则发现，利润空间被急剧压缩，冒险出海的成本高到令人绝望，而一些胆大包天、绕过封锁与南洋做生意的同行，却隐隐传出发了大财的消息。
一种无声的怨怼，如同江南的梅雨，在民间悄然弥漫，润物无声。
……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元初城迎来了第一批“特殊”的客人。
三艘中型广船，在海军巡逻艇的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入元初港。船上下来的人，大多穿着看似普通但料子不错的汉人服饰，举止间却带着商人的精明与一丝难以掩饰的紧张。为首的是两位中年人，一位姓陈，一位姓李，都是广州颇有实力的海商家族代表。
秦风亲自在码头迎接，将他们安置在专门接待外宾的“迎宾馆”。
当晚，执政官府邸设下便宴。玉檀并未穿着隆重的礼服，只是一身简洁的深色常服，却自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度。
陈、李二人见到玉檀，连忙躬身行礼，姿态放得极低：“草民（小人）参见执政官阁下！”
“二位不必多礼，远来是客，请坐。”玉檀抬手示意，语气平和。
落座后，陈姓商人率先开口，言辞恳切：“执政官阁下，实不相瞒，我等此次冒死前来，实在是……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他苦着脸，“朝廷加征‘海防厘金’，税吏如狼似虎，以往跑一趟南洋还能有些薄利，如今简直是血本无归！再这么下去，祖传的家业都要败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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