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庄襄王即位，吕不韦揽权，新的权力格局如同淬火后的青铜器，在最初的灼热与喧嚣后，逐渐冷却、定型，开始以某种既定的轨迹运行。咸阳宫仿佛也适应了这种新的节奏，白日的朝会，夜晚相府不熄的灯火，构成了秦国权力核心区日复一日的图景。
在这幅图景中，太子嬴政的位置，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他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被教导、被保护的储君，更像是一株被刻意移栽到权力土壤边缘、开始接受风雨洗礼的幼苗。秦庄襄王，或许是出于让儿子尽早熟悉政务的考虑，或许是应了“仲父”吕不韦的某种建议，颁布了一道新的旨意：允许年岁渐长的太子，在非朔望大朝的日子里，于正殿旁的偏殿内，旁听一些不算涉及核心机要的日常朝议。
这道旨意，如同在平静（至少表面如此）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并未引起太大的公开波澜，却在某些人心中激起了不同的涟漪。华阳太后听闻后，只是淡淡地对身边宫女说了一句：“政儿是该多见识见识了。”语气听不出喜怒。夏姬母子得知，则在私下里又添了几分嫉恨，觉得这更是嬴政地位稳固的明证。而吕不韦，则只是微微颔首，仿佛这一切本就在他预料与规划之中。
对于嬴政而言，这无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观察真实权力运作的窗户，比吏师贾的律法条文、司马韬的沙盘推演，甚至比韩非那些冰冷的竹简，都更加生动、更加直接。
第一次进入偏殿，是在一个寻常的清晨。偏殿与正殿相通，中间以巨大的屏风和珠帘隔开，既能清晰地听到正殿内的议论，又能确保旁听者不直接暴露在百官的视线之下，保持了一种微妙的距离感和神秘感。嬴政穿着小小的太子常服，在小柱子和一名东宫属官的陪同下，在屏风后一个特定的位置坐下。这里摆放着一张小小的书案和坐席，位置恰好能透过珠帘的缝隙，隐约看到正殿内王座上的父王，以及分列两班的文武大臣们。
他坐得笔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如同在吏师贾的书斋里一样守规矩。但那双黑沉的眼睛，却如同最精准的罗盘，瞬间锁定了正殿内的几个关键方位——高踞王座、冕旒垂面的父王；站在文官班首，气度沉静，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相邦吕不韦；以及武将队列中，那位即便穿着朝服也难掩沙场气息的老将蒙骜。
朝议开始了。
最初涉及的多是些日常政务：某地粮仓的储备情况，某段水渠的修缮进度，对某些郡县官吏的考核评定……这些议题琐碎而具体，大臣们的奏对也多是照本宣科，气氛略显沉闷。
嬴政静静地听着，没有一丝不耐。他观察着父王如何听取汇报，如何偶尔发问；观察着吕不韦如何在适当的时机，用简洁有力的语言进行总结，或者提出更具操作性的建议；观察着其他大臣们，如何在吕不韦发言后，或点头附和，或补充细节，或干脆保持沉默。
他很快发现一个几乎不变的规律：无论议题最初由谁提出，经过一番讨论后，最终往往都会汇集到吕不韦那里。吕不韦的意见，似乎总能在纷杂的争论中，迅速抓住核心，提出一个看似最“合理”、最“有效”的方案。而王座上的父王，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微微颔首，然后用“准卿所奏”或“依相邦之意去办”这样的话，为讨论画上句号。
嬴政将这一切默默记在心里。他不再仅仅将朝堂视为一个发号施令的地方，而是看成了一个更加庞大、更加复杂的“课堂”。这里教授的，不是具体的知识，而是权力运行的无声规则，是人心向背的微妙博弈，是那个名为“政治”的游戏的底层逻辑。他从韩非那里学到的关于“势”、“法”、“术”的理论，在此刻找到了鲜活的注脚。
吕不韦的“势”，在于他相邦的地位和秦庄襄王的绝对信任。
他推行和解释的，是秦国的“法”（律令制度）。
而他驾驭群臣、引导议题的方式，则是精妙的“术”。
嬴政像一块贪婪的海绵，吸收着这一切。他注意到，当吕不韦发言时，大多数文官都会下意识地挺直身体，神情专注；而像蒙骜这样的军功老将，虽然也会倾听，但眼神中偶尔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审度，似乎在评估这些政令对军队、对战争的影响。
日子一天天过去，嬴政旁听的朝议越来越多。他始终保持着沉默，如同一尊小小的、会呼吸的雕像，隐藏在屏风之后。朝臣们起初或许还会因为太子的在场而稍有顾忌，但时间久了，见他从不发声，也就渐渐习惯，几乎忽略了他的存在，争论起来也更加放得开。
这一日，朝议的议题，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议题是由边境郡守上报的。在秦国与魏国接壤的某处边地，出现了一伙流民。他们人数不多，约百余众，但行踪飘忽，时而聚集为盗，抢掠过往商旅乃至边境村庄；时而又化整为零，混入当地百姓中，难以甄别。地方官吏几次围捕，都因其熟悉地形且行动狡诈而未能成功，反而折损了些人手。郡守上书，请求朝廷定夺处置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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