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的功德虽然让他证道,却未能完全覆盖此事留下的因果污点。更重要的是,西方教的药师与弥勒,他们或许在鲧的死亡中扮演了某种推手角色,或是未能有效阻止,或是从中渔利,他们的行为也引来了天道的注意。
就在尧功德圆满,药师弥勒以为可以借此机会再进一步,甚至重登准圣之时,那笼罩天地的乌云再次汇聚,比之前更加浓郁、更加压抑。一股无形的力量,如同无情的审判,悄然降临——天道降下了业力!
这一次的业力,不再是针对整个阐教或截教,而是精准地落在了刚刚证道的药师、弥勒,以及受到牵连的其他一众西方教弟子身上。药师与弥勒,这两位原本稳居准圣边缘,甚至一度被认为即将突破的存在,瞬间从大罗金仙后期的修为,跌落回了大罗金仙初期,力量锐减,境界倒退。
其他西方教弟子,修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有的甚至直接被打落境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西方教内部一片哗然,恐惧与不安在教众中蔓延。
而这一切的变故,都发生在尧准备将共主之位禅让之际。当舜从尧的手中,正式接过了象征人族最高权力的共主之位时,他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家,更是一个刚刚经历了一场无声风暴、暗流涌动的人间。
尧的离去,准圣的荣耀,西方教的衰败,以及那如影随形的业力余波,都将成为舜这位新任共主,在未来治世道路上,必须面对和解读的复杂局面。他的时代,就这样在一片肃穆与期待中,正式拉开了序幕。
舜,这位新任的人族共主,展现出与先代不同的治理风格。他深知,尧的禅让制虽然开创了新的纪元,但人心叵测,政治的根基需要不断巩固。因此,他在政治上,首先便着手制定更为完善的法律条文,明确赏罚,使得国家机器的运转更加规范有序。
同时,他广开言路,设立谏官,鼓励臣民直言进谏,力求上情下达,下情上达,避免因信息闭塞而导致的决策失误。在选贤任能方面,舜更是不拘一格,他亲自考察百官,不问出身,唯才是举,将那些真正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提拔到关键位置,使得朝堂之上,一时间人才济济。
在社会层面,舜深知道德教化的重要性。他不仅以身作则,倡导孝悌忠信,还大力推广礼乐文化,希望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对于那些危害社会秩序、顽固不化的恶人,如尧时流放的四凶(混沌、穷奇、梼杌、饕餮)舜也采取了类似的流放政策,将他们迁往偏远之地,既惩罚了恶行,又避免了直接处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济上,舜延续了尧的许多政策,并加以完善。他组织修订历法,更加精准地指导农业生产,确保农时无误。同时,他鼓励百工技艺的发展,设立官职管理手工业,推动各种工具和技术的革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
在文化上,舜统一了音律和度量衡标准。这看似细微的举措,实则意义重大。统一的音律使得各地的音乐能够和谐交流,促进了文化的融合;统一的度量衡则方便了贸易往来,减少了因标准不一而产生的纠纷,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他还积极促进各部落的融合,通过联姻、会盟、共同抵御外敌等方式,逐步消弭了部落间的隔阂,向着真正统一的大华夏迈进。
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舜励精图治,国家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之时,那曾让尧和鲧都头疼不已的水患,再次爆发,而且来势汹汹,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猛烈。滔滔洪水,再次淹没了田地,冲毁了房屋,无数人族流离失所,哀鸿遍野。
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新任的帝师,阐教的广成子,或许是出于对帝喾未能斩尸的遗憾,或许是急于在人族共主面前展现阐教的力量,他再次站了出来。广成子认为,以他大罗金仙圆满的修为,调动天地元气,或许能够一举根治水患。
他手持番天印,脚踏八卦云气靴,立于滔天洪水之上,口中念念有词,引动天地灵气,试图以无上仙法,强行驱散洪水,或加固河堤。然而,水势浩大,仿佛有灵,广成子的法力如同泥牛入海,虽能暂时压制一小片区域,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耗费了巨大心神,最终仍是力有不逮,无功而返。
广成子失败的消息传回朝中,让舜心中一沉。他明白,水患之猛,远超凡人力量的极限,即便是广成子这样的仙人,也难以力挽狂澜。他不禁想起了尧当年治理水患的艰难历程,以及最终启用大禹的决策。
于是,舜做出了与尧相似的决定:不再依赖单一的武力或仙法,而是要寻找真正适合治水的人才——一位既有智慧,又懂水性,更有决心和毅力的人。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秘密寻找那位传说中的治水大能。一场关乎人族命运的寻访,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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