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听说要恢复高考，李琴坐在书桌前，看着秦老师给的旧课本，突然就想起了那本没看完的《基督山恩仇记》。
“这次一定要考上大学！”她攥紧了笔，在心里暗暗发誓，“等进了大学图书馆，第一件事就是把那本书找出来，从头到尾看一遍，非要把哥哥当年没讲完的结局弄明白不可，报了这个‘仇’，才算了却心结！”
其实李琴爱看书的性子，早就刻在了骨子里，这都是家里的氛围熏陶出来的。
后来妈妈从干校回城，把兄妹俩从乡下接回来，李健从排风口里搬出那些藏了好几年的书，妈妈看着那些被精心保护的书脊，手指轻轻拂过上面的灰尘，眼里满是珍惜，半天没说话。
那一刻，李琴就知道，妈妈跟自己一样，也是个爱书的人。
等李琴再大些，才听妈妈说起家里的往事。
原来妈妈是书香门第出身，外公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1949年的时候，有人劝外公去国外，可外公舍不得家里人，就留在了大陆，后来被分配到江西的一个钨矿工作。
妈妈高中读的是南京中华女子中学，跟文学家梁实秋的女儿梁文茜是同班同学。
后来因为外公工作调动，全家才搬到了长沙。
也就是在长沙，妈妈遇到了爸爸。
那时候长沙刚解放，爸爸跟着解/放/军南下，在军/管/会负责城市接管工作，一次去妈妈所在的单位调研，两个人就这么认识了。
妈妈总说，那时候爸爸穿着/军/装，说话特别认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每次跟同学说起父母的这段经历，李琴都会笑着加一句：“你说这事儿怪不怪？要是外公当年去了国外，要是爸爸没被派到长沙，他们俩说不定就遇不上了，也就没有我和哥哥了。芸芸众生，大千世界，是偶然还是必然？谁也说不清呐！”
说完这话，她就会想起那些藏在排风口里的书，想起哥哥没讲完的故事，心里满是暖暖的期待——她知道，只要考上大学，那些关于书的遗憾，早晚都能补上。
李琴打小就知道，家里这“读书基因”，哥哥李健绝对是继承得最出色的那个。
上小学时，她总跟在李健屁股后面，看他捧着书本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书页上，连带着哥哥的侧脸都像是镀了层光。
那时候李健就已经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每次考试都稳居年级第一，墙上贴的三好学生奖状，十张有八张都是他的。
父母提起李健，嘴角就没下来过，连邻居见了都得夸一句 “你家大儿子真是块读书的料”。
在李琴眼里，李健不只是成绩好，更是无所不能的保护神。
小时候在乡下，有调皮的男孩抢她的红薯，李健总能第一时间冲过来，把她护在身后，哪怕自己被推得摔在泥地里，也得把红薯抢回来塞给她。
等后来回到城里，她遇到不会做的算术题，只要喊一声“哥”，李健就会放下手里的事，耐心地给她讲题，直到她完全明白。
就连学习方法，李琴也深受哥哥影响。刚上初中那会儿，她把李健留在家里的几本书翻出来看，有《三国演义》还有几本散文集。
可她看得囫囵吞枣，合上书脑子里只剩下一堆乱糟糟的故事片段，一会儿是诸葛亮草船借箭，一会儿又是散文里写的江南水乡，根本理不清头绪。
真正让她犯难的是写作。
明明脑子里装了那么多小说里的精彩情节，可面对学校里“记一件难忘的事”“我的老师”这类作文题，她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不是觉得题目太简单，而是不知道怎么把心里那些翻涌的情绪和复杂的想法，浓缩到一篇几百字、要求结构清晰的短文里。
每次对着作文本发呆，她都忍不住叹气：“怎么哥哥写作文就那么容易呢？”
后来，她在衣柜最底层找到了李健高中时的作文本，那成了她的“写作秘籍”。
她每天放学回家就捧着作文本看，逐字逐句地琢磨哥哥的写法。
印象最深的是两篇都以长沙新建成的湘江一桥为题的作文。
当时老师也让李琴写过这篇，她绞尽脑汁，把大桥比作横跨江面的彩虹，还在结尾写 “我要为祖国建设贡献青春”，自己觉得挺不错，结果只得了个中等分数。
可李健的作文完全不一样。
他写 “湘江一桥像十八个手拉手的钢铁巨人，稳稳矗立在湍急的江心激流之中，任凭风吹浪打”，光是这比喻，就让李琴眼前一亮。
结尾更是出乎意料，没有喊口号，只是朴实又真挚地写“是啊，谁不想在这坚实美丽的桥上多走走，多看看呢？”
李琴读完，忍不住拍了下手，心里直犯嘀咕：“要是我是老师，肯定给哥哥打满分！”
从那以后，李琴开始学着哥哥的思路写作文。
有一次写《我的妈妈》，她没有像以前那样写妈妈多辛苦、多爱她，而是写了妈妈每次缝衣服时，都会把线轴放在窗台上，阳光照在上面，线轴上的丝线就会闪着细碎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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