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府的暮色总带着些说不清的滞涩，像王启年案头那盏点了三年的油灯，灯芯结着黑炭，照得账册上的数字都蒙着层灰。他捏着断云寨送来的税册，指尖在“农业税十取一”那行字上反复摩挲，纸页被蹭得发毛，墨迹却依旧清晰——这数字像根细针，扎得他老眼发酸。
“十取一……”王启年喃喃自语，伸手去够案头的茶盏，手指却在半空停住。他想起三年前刚到临江府时，朝廷定下的农业税是“十取三”，加上各种苛捐杂税，百姓实际要缴出五成收成，即便如此，府衙的粮仓还是年年亏空。可断云寨只用十取一，账册上的入库数字却比往年多了两成，红戳盖得整整齐齐，连分厘都算得明明白白。
“大人，该用晚膳了。”仆役轻手轻脚地走进来，端着碗燕窝粥。这是王启年卸任前最后的体面，断云寨按“前官员礼遇”供给，每日三餐不重样，却比当年他自己克扣百姓时的宴席更让人心慌。
“放着吧。”王启年摆摆手，目光落回桌角那本锁着的蓝布账册上。锁是黄铜的，刻着缠枝莲纹，是他花十两银子请苏州巧匠打的，里面记着他五年来的“额外进项”：虚报的灾情款、克扣的军粮、商户的孝敬……一笔笔加起来，足有三万两。以前看着这数字，他夜里能笑醒；现在再看，只觉得那墨迹像血，晕染开来，糊得人喘不过气。
他忽然想起断云卫进城那天，陈九举枪瞄准白狼的样子。那枪声响得干脆，没有半点拖泥带水，就像断云寨做事的规矩——赋税说十取一就十取一，修渠说千分之三坡度就一分不差，连立块“保境碑”，都容不得他这个前知府沾半点光。
那日他揣着银子去找石匠，想在碑尾添个“协守”的名，刚说出口，就被李老三举着锄头赶了出来。那老农的唾沫星子溅在他新官袍上：“王大人，您摸摸良心！流寇围城时您缩在衙门里喝花酒，断云卫拼命时您在算怎么贪银子，这碑上刻您的名，对得起地下的冤魂不？”
周围的百姓跟着起哄，有人扔烂菜叶，有人骂“赃官”，把他堵在街角进退不得，最后还是两个断云卫过来“解围”，才让他保住最后一丝体面。那时他就该明白，临江府的天，早就变了。
“去把周先生请来。”王启年对仆役说。他想最后问问，断云寨到底凭什么——凭什么十取一的税能收得比他十取五还多？凭什么百姓宁愿给断云卫立碑，也不愿给他这个朝廷任命的知府行个礼？
周先生来得很快，青布褂上还沾着田泥，显然是刚从城郊稻田回来。他看着王启年案头的两本账册，不用问也知道是什么。
“王大人想问什么？”周先生的声音很平和，像渠里的水，不疾不徐。
王启年指着断云寨的税册：“十取一，你们怎么收上来的总数比我多？”
“因为百姓肯交。”周先生拿起那本税册，指着上面的明细，“您看，这户李老三，去年是流民，今年分了田，收了三百斤稻，主动交了三十斤，还说‘断云卫护着咱，这点税该交’；这户张老汉，儿子在工坊做工，月俸二两，他说‘税轻，日子能过，交得心甘情愿’。人心齐了，税自然收得多。”
他又指了指那本锁着的蓝布账册：“大人您收十取三，百姓却要交五成，剩下的两成被层层盘剥，到了您手里，恐怕也不足一成吧？百姓被逼得没了活路，要么逃，要么反，税自然收不上来。”
王启年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周先生说的是实话，他每年报给朝廷的“十取三”，实际上到了里正、县丞手里，就变成了“见粮就分半”，他自己从中再抽一成，真正入库的，确实不足一成。
“那……那民心就这么重要？”王启年的声音有些发颤。他读了二十年圣贤书，考中进士，官至知府，学的都是“牧民之术”，却从没听说过“民心”能当银子用。
“比银子重要。”周先生看着他，眼神里带着些怜悯，“大人您看‘保境碑’上的字——‘恩同再造’。百姓认的不是官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有田种，有饭吃，不受流寇欺负，税还轻。断云寨给了这些，百姓自然拥护。”
王启年沉默了。他想起自己刚上任时，也想过要“造福一方”，可架不住同僚的拉拢、上司的索贿，渐渐就陷进了贪墨的泥沼。他总以为百姓是“愚民”，给点小恩小惠就能糊弄过去，却没想到，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谁真心待他们，谁把他们当肥肉，看得清清楚楚。
“我该走了。”王启年忽然说。这句话像块石头落了地，心里反倒松快了些。他知道，临江府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断云寨的规矩像把尺子，量出了他的贪，也量出了百姓的盼，他再赖着不走，只会更难堪。
周先生没接话，只是点了点头。
离任前夜，王启年把自己关在书房，亲手打开了那把黄铜锁。他一页页翻看蓝布账册，把每一笔贪墨的来龙去脉都写清楚：哪年克扣了军粮，送给了哪位上司；哪笔灾情款进了自己腰包，换了多少亩地……写完最后一个字，天已经蒙蒙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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