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事出在马来半岛那边，一个热得能闷出痱子、湿得能拧出水来的橡胶园子里头。
时值前清光绪年间，下南洋讨生活的华工多如过江之鲫，我爹便是其中一条。
我姓蔡，单名一个通字，生在橡胶园，长在橡胶园，是个土生土长的“峇峇”。
本想着接替我爹那点微薄工钱，一辈子跟橡胶树打交道，哪曾想，一桩风流孽债，竟把我卷进了比热带沼泽还污秽、还粘腻的恐怖深渊！
我们那片园子，归一个姓黄的福建籍“头家”管。
头家年纪不小，五十往上，面皮焦黄，身材干瘦像晒过了头的橡胶片，偏生讨了个如花似玉的填房，叫月娥。
月娥是潮州人，比我大不了几岁，生得那叫一个水灵，皮肤白得像剥了壳的荔枝肉，眼睛水汪汪的，看人时眼波流转，能把汉子魂儿勾了去。
她平日不用做活，只在头家那幢南洋风格的木楼里待着，偶尔出来透气，香风阵阵，惹得园子里那些光棍汉眼睛发直，口水暗咽。
头家对她看得很紧，像守着一罐子蜜糖，生怕被苍蝇叮了。
可这世上，哪有密不透风的墙？尤其在这欲望跟暑气一样蒸腾的南洋地界。
园子里有个叫阿壮的割胶工，广东来的后生，一身腱子肉油亮亮的，干活利索，嗓门也大，笑起来露出白牙，很招大姑娘小媳妇偷瞄。
不知怎的，他就和月娥嫂子对上了眼。
起初只是眉来眼去，后来胆子肥了，趁着头家每月去槟城盘账的那两三天，竟敢摸进木楼里去！
这事儿，园子里不少人都嗅到了味儿，但谁也不敢捅破。
头家那人，面善心狠，整治起人来，比热带雨林里的蚂蟥还毒。
我那时年轻，又好打听，仗着自家木屋离头家楼不远，半夜常听见些不该听的动静。
木楼隔音差，女人压抑的轻笑，男人粗重的喘息，床板吱呀的摇晃，混在夜虫嘶鸣里，隐隐约约，挠得人心痒，又莫名发慌。
我爹总用烟杆敲我脑壳，压低声音呵斥：“衰仔！非礼勿听！那是要人命的孽账！沾上一点，死都不知怎么死！”
我不以为然，只当是场香艳热闹，心里还暗暗羡慕阿壮的胆子。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头家似乎察觉了什么，去槟城的次数陡然频繁，时间却缩短了，还常常突然折返。
终于在一个暴雨将至的闷热夜晚，出了大事！
那晚乌云压顶，空气粘稠得呼吸都费劲，连蛤蟆都懒得叫。
我热得睡不着，躺在竹席上烙饼。
突然，头家木楼方向传来一声女人的短促惊叫，像被掐住脖子的鸡，旋即被滚滚雷声吞没。
紧接着是男人的怒吼，碗碟砸碎的脆响，还有……还有一阵奇怪的、湿哒哒的拍打声和含糊的惨嚎！
那惨嚎声我认得，是阿壮！
雷声隆隆，雨点劈里啪啦砸下来，像天漏了，把其他声音都掩盖了。
我心头狂跳，蹑手蹑脚摸到窗边，借着闪电的刹那白光，隐约看到头家楼下踉跄冲出一个黑影，扑进瓢泼大雨里，看身形正是阿壮。
他好像……没穿衣服？身上似乎缠着、挂着什么东西，在闪电下泛着湿漉漉的暗光。
随后，木楼二楼的窗户亮起了灯，映出月娥嫂子倚窗的身影，一动不动，像尊剪影。
再后来，灯灭了，只剩下无边无际的雨声。
那一夜，我再没合眼。
第二天，雨停了，日头毒辣辣地晒着，园子里弥漫着泥土和植物蒸腾的腥气。
头家像没事人一样，背着手在工棚转悠，只是脸色比平时更黄，眼窝深陷，眼神冷飕飕的。
有人小心翼翼问起阿壮，头家眼皮都不抬。
“那衰仔，吃不了这苦，昨夜雨大，卷铺盖跑了。”
跑了？
可他的行李还在工棚角落里，他那把磨得锃亮的割胶刀也还挂在床头。
更怪的是，平日跟阿壮相熟的几个工友，私下里嘀咕，说阿壮跑得也太干净了，连他最宝贝的、一个贴身戴的银锁片都没带走。
我心里隐隐发毛，想起昨夜那湿哒哒的拍打声和阿壮身上古怪的暗光。
但不敢多问，这园子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阿壮“跑”了后，月娥嫂子像是病了，很少露面，偶尔见到，也是脸色苍白，眼神躲闪，那股子水灵劲儿荡然无存，倒像株迅速枯萎的热带兰。
头家对她似乎也冷淡了许多。
园子里流言悄悄滋生，说什么的都有，最邪乎的一种，是说头家用了“降头”，把阿壮给“收拾”了。
南洋之地，巫蛊降头之术盛行，华工、土着多少都信一点，听了让人脊背发凉。
我虽半信半疑，但从此对头家那幢木楼，尤其是月娥嫂子，多了十二分的忌惮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
那恐惧，就像沼泽里冒出的气泡，你不知道底下藏着什么腐烂的东西。
约莫过了个把月，一个更惊人的消息炸开了锅——月娥嫂子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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