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中国成立第二年，一九五零年秋天，从部队转业回到老家闽北山区的。
我老家那个村子，有个古怪的名字，叫“听泉坳”。
村口确有一股泉水，从石缝里汩汩往外冒，四季不歇，水声清亮。
但村里人，几乎个个耳朵都不大好。
不是聋，是“听岔”。
你明明说东，他听成西。
你骂他，他听成夸他。
你哭，他可能听着在笑。
我小时候就这样，总觉得别人说话隔着一层水，嗡嗡的，字词漂在水面上，抓不住真意。
我以为是自己耳朵长得不好。
离开村子参军后，这毛病竟慢慢好了。
战场上的枪炮声、命令声，听得清清楚楚。
我以为，是外面的水土治好了我的耳朵。
直到这次回来。
我是带着任务回来的——县里要在这片山区搞农村调查，我算本地人，被派回来当向导，顺便探亲。
我爹娘早没了，只有一个堂叔还住在村里。
进村那天，是个阴天。
泉水声格外响，哗啦啦的，像有几百个人在水底低声说话。
村口老槐树下，几个老人蹲着晒太阳，看见我，眼神木木的，没什么表情。
我认出其中一个，是远房三爷爷。
“三爷爷，我是阿山啊！葛存山！”我大声说。
三爷爷慢慢转过头，耳朵侧了侧，浑浊的眼睛盯着我的嘴。
“哦……吃过了。”他点点头，又转回去了。
旁边一个老婆婆咧嘴笑，“他说他吃过了，你问他吃啥？”
我觉得不对劲。
走到堂叔家，堂叔正在院里劈柴。
看见我，他停下斧子，揉了揉耳朵。
“阿山？你回来啦？”他声音很大，像在喊。
“叔，我回来了！”我也提高嗓门。
堂叔摆摆手，“不用喊，我听得见。就是……你这声音，听着有点‘重影’。”
“重影？”
“就是……一个字，我好像能听见两个音。”堂叔皱眉，“你刚才说‘回来’，我听着像‘回来’和‘晦气’叠在一起。”
我心里一咯噔。
堂叔让我进屋，倒了碗水。
水是泉水烧的，有一股淡淡的、说不出的腥味。
“村里人耳朵……都这样？”我问。
“老毛病了。”堂叔叹气，“打我从记事起，这村子的人就听不全话。年轻时候还好点，越老越严重。你三爷爷，现在基本是‘睁眼瞎’了——不是眼睛瞎，是耳朵‘瞎’，你在他耳边放炮，他可能听成敲锣。”
“没请大夫看看？”
“请过。”堂叔压低声音，“民国时候，来过几个洋大夫，说是‘集体性听力幻觉’，开了药，没用。后来有个游方道士，说是泉水有问题，让填了泉眼。村里人试了，白天填上，夜里自己又冲开了。还……还淹死了两个填泉的后生。”
“那泉水……”
“邪性。”堂叔眼神发飘，“你听，这水声，像不像有人在说话？”
我侧耳细听。
泉水叮咚，哗啦哗啦。
可听着听着，那水声里，真的好像夹杂着极其细微的人语。
嗡嗡的，听不清内容，但能分辨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像很多人，压低了嗓子，在水底开大会。
“听见了吧？”堂叔苦笑，“我们都习惯了。白天还好，夜里躺床上，那声音就往耳朵里钻，跟你说东说西。说的都是你心里惦记的事，你想吃饭，它就跟你说哪有好吃的；你想发财，它就教你怎么偷怎么抢；你惦记谁家媳妇，它就说那媳妇也对你有意……”
“这不是……幻听吗？”
“幻听能全村人都一样？”堂叔摇头，“而且，那声音……说得准。”
他顿了顿，“前年，村东头福贵家的牛丢了，他夜里听泉水声，那声音告诉他，牛在后山虎跳涧。他去找，牛真在那儿，可人也摔下去，死了。捞上来时，耳朵眼里全是水草。”
我越听越寒。
“那你们不搬走？”
“搬？”堂叔笑了，笑容难看，“你试试。出了村，走不出三十里，耳朵就开始疼，像有针在里头扎。非得回来，喝一口泉水，才能缓过来。这村子，把我们拴死了。”
我还想问，外面忽然传来吵嚷声。
跑出去一看，是村里两个半大孩子打起来了。
一个头破了，流着血，另一个还死死掐着他脖子，嘴里喊：“你骂我娘！你骂我娘！”
旁边大人去拉，被打的孩子哭着喊：“我没骂！我说他娘做的糍粑好吃！”
可打人的孩子眼睛发红，根本听不进，“我听见了！你骂我娘是破鞋！泉水告诉我的！”
大人们好不容易拉开，挨打的孩子被抬走，打人的孩子被爹娘拽回家，一路还在嘶吼：“泉水不会骗我！它从来不会骗我！”
堂叔站在门口，喃喃道：“又来了……这月第三回了。”
“泉水……会‘告状’？”
“不止。”堂叔声音发干，“它还会挑拨，会教唆，会把人心里最脏的念头勾出来。村里这些年，为几句‘听岔’的话，打死打残的，不下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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