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沈阳，天黑得早。下午四点多钟，日头就已经斜斜地挂在西边天际，把大东区那些灰扑扑的屋顶染上一层稀薄的金色。北风从新开河那边刮过来，穿过横街可久里的巷子，卷起地上的积雪粒子，打在脸上像针扎似的疼。
我缩了缩脖子，把棉袄领子又往上拽了拽，手里紧紧攥着那张还带着油墨香的《中国少年报》。报纸是寒假返校时老师发的，说是让我们带回家给父母也看看。可我哪等得及回家，一出校门就迫不及待地翻开了。
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中国少年报”五个字红得耀眼，在灰蒙蒙的冬日里像一簇火苗。头版上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的画像，两位领袖都穿着中山装，面带微笑。底下那行“庆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黑体大字，我认得全，却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老师上课时念了周总理的报告，说什么“四个现代化”，我们这些孩子听着新鲜，拍手倒是拍得响亮。
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瞟到报纸右下角——1965年的年历表。腊月二十三，小年；腊月三十，除夕。我在心里默默数着日子，脚下不知不觉加快了步伐。
拐进可久里胡同，青石板路被冻得硬邦邦的，缝隙里塞满了黑雪。8号院的门楼有些歪斜了，那是清朝留下来的老四合院，我们九户人家挤在里面。我家住东厢房，进门要跨过一道高高的门槛。
“回来啦？”妈妈正在外屋地烧火，灶膛里的火光把她的脸映得红扑扑的。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手里的活没停，“把报纸放桌上，赶紧写作业。你爸下班还得一会儿。”
我把报纸小心翼翼地铺在炕桌上，四个角都压平了，这才从书包里掏出课本。可那些字在眼前晃来晃去，怎么也进不到脑子里。耳朵倒是竖得老高，听着巷子里的动静。
果然，没过多久，院门外就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
“庆柏！庆柏在家不？”是高日辉的声音，带着东北女孩子特有的敞亮劲儿。
我“噌”地从炕上跳下来，棉鞋都没穿好就往门外跑。妈妈在身后喊：“穿上鞋！冻脚！”
院子里已经聚了四五个人。高日辉穿着红花棉袄，袖口磨得发白；王维剑戴着个雷锋帽，两个帽耳朵一扇一扇的；何北和明杰站在一块儿，俩人都搓着手，嘴里哈出白气。
“看见没？今天发的报纸！”我炫耀似的说。
“谁没看见似的，”王维剑撇撇嘴，“我们班也发了。老师说要给爸妈看，可我爸妈不识字，我也认识的不多，磕磕巴巴地没读几句，他们就不爱听了。”
高日辉凑过来，压低声音：“别说报纸了，说正事儿——你攒多少了？”
我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我神秘兮兮地左右看看，才从棉袄内兜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躺着三个红彤彤的小鞭。
“就三个？”何北有些失望。
“你懂啥，”我小心翼翼地把布包包好，“我这叫细水长流。商店老板说了，年前还会进货，我钱都攒着呢。”
明杰问：“还是八王寺那个店？”
“那可不，”我来了精神，“就汽水厂边上那个。老板人好，整挂的鞭炮都给拆着卖，一分钱两个。我算了，到年跟前，怎么也能攒够二百个。”
“二百个！”王维剑眼睛都直了，“那得放多久啊！”
我们正说着，巷子口传来“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是八王寺汽水厂下班的工人，车把上挂着网兜，里面装着空饭盒。有个叔叔看见我们，笑着喊：“小崽子们，又琢磨放炮呢？离远点放，崩着眼！”
我们哄笑着应了，心里却已经开始盘算今天的“放炮大计”。
可久里胡同往西走二百米，就是大河泡，有片空地，原来是哪个厂子的仓库，塌了之后一直没修，就成了我们这帮孩子的“根据地”。空地上积雪很厚，踩上去“嘎吱嘎吱”响。我们找了块背风的地方，开始今天的仪式。
我从布包里取出一个小鞭，竖在雪地上。雪被压出个浅浅的小坑，小鞭站得笔直。
“谁点？”我看向他们。
几个孩子面面相觑，最后目光都落在高日辉身上。她个大，胆子最小。
“我、我今天肚子有点疼……”高日辉往后退了半步。
“又来了又来了，”王维剑起哄，“每次让你点你就肚子疼。”
我掏出火柴——是从家里灶台上偷偷拿的，红头的，很容易滑着火。我蹲下身，眯起一只眼，让火柴头对准砂纸。
“嚓”的一声，火苗窜起来。
我赶紧把火柴凑到小鞭的引线上。那截细细的灰线一碰着火，立刻“滋滋”地冒起火星。我转身就跑，没跑两步——
“砰！”
清脆的炸响在空地上回荡，雪沫子炸起老高。我们同时“哇”地叫起来，尽管每年都放，可这声响总能让人心头一颤。
“该我了该我了！”王维剑抢过第二个小鞭，有样学样地立在雪地上。可他手抖，火柴划了三次才点着，等点着引线，跑得比兔子还快，差点在雪地里摔个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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