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末的沈阳电力学校，四百八十多张年轻的面孔在冬季提前分配。陈明分配到“清河发电厂”，我则分配到“抚顺发电厂”。
那时的清河电厂还是片沸腾的工地，塔吊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划出弧线，搅拌机的轰鸣昼夜不停。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住进了了帐篷或板房，冬天漏风，夏天闷热。每天清晨，同学们拧开宿舍门口的水龙头，接半瓢带着铁锈味的生水灌下去，再揣两个玉米面窝头去上班。三班倒的作息把生物钟搅得稀碎，后半夜巡检时，困意像浓雾裹着身子，连仪表盘的绿光都变得模糊。
不到半年，抱怨声就在刚毕业的青年工人里蔓延开来。有人托家里找关系，想调回大城市的电业局或电厂；甚至有人写了申请书，盼着能离开电力系统，回到大城市的工厂或商店。就在这时，“学校要从毕业生里留九个人当老师”的消息像颗石子投进水里，瞬间激起千层浪。谁都知道，留校意味着告别帐篷板房、生水和倒班，意味着能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握着粉笔而非扳手。
同学们私下跟陈明说：“你肯定能留校，你的字、你的画，你的口才，在课堂上肯定受欢迎。”陈明当时正蹲在板房门口，用树枝在泥地上写隶书，闻言只是笑了笑，把树枝扔进旁边的水坑里。
没过多久，学校人事科的人真的来了。那天陈明正在工地给空冷器装防磨套管，看到两个穿中山装的人走到跟前，陈明知道来意后当场就拒绝了。
“我要当工人，不要当老师。”这句话像根电线，在工人宿舍里传得飞快。有人说他傻，放着清闲日子不过；有人猜他是不是跟学校闹了矛盾；还有的说他在这里有暗恋对象不想离开；直到一周后，学校人事科的齐科长亲自来清河发电厂，在工地会议室里拍了桌子：“这是组织决定，你必须服从。”陈明攥着工装衣角，指节都泛了白，最终不得不点了头。
回学校后，我和他住在了同一间教师宿舍，四张木板床对着放，他把那个常用的青田石印章、几支狼毫笔和一叠画纸小心地摆在书桌角落。
我忍不住问他当初为啥拒绝留校，他正用软布擦着印章，声音很轻：“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当着全班同学面说过，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当工人，把学的本事用在发电上。我不能食言。”
留校后的日子，陈明把这份执拗劲儿全用在了讲课上。其他留校的八位老师还在磨教案时，他已经把《热工自动化》的课件写得工工整整，板书也是他最擅长的楷书，每一笔都挺拔有力。第一次试讲，教室后排坐满了老教师，他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画控制策略组态图，边画边讲，连复杂的原理都讲得像说故事。课后，老教师拍着他的肩膀说：“这课讲得好，挂图画得真漂亮。”陈明成了九个人里最先登上讲台的人，每次路过他的教室，都能看见学生们凑在黑板前，盯着他写的板书舍不得擦。
可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太久。随着大学毕业生陆续调入，学校公布了新的组织决定：提拔陈明当专职学生主任，负责学生管理。那天他把教案整理好，送给接手他课程的新老师，我看见他摩挲着教案上的字迹，眼神里有些不舍，却没说一句抱怨的话。当上主任后，他还是改不了老习惯，学生宿舍前
的黑板报他亲自写，运动会的宣传画他亲手画，连学生的奖状，他都要一笔一划写好名字。
再后来，东北电业管理局领导来学校考察，一眼就看中了他。调令下来时，他正在办公室批改学生的社会实习报告，钢笔在纸上顿了顿，还是像当年一样，收拾好东西就走了。我去送他，他手里拎着一个旧提包，里面除了换洗衣物，还装着那个青田石印章。“到了局里，说不定也能写写材料。”他笑着说。
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我偶尔从老同学嘴里听到他的消息：从科长到处长，再到电业局党委书记，成了别人口中的“陈高管”。可每次同学聚会，他还是穿着朴素的衣服，跟我们聊当年在清河发电厂喝生水、啃粗粮的日子，聊在学校写板报的时光。有人问他，后悔过当初没留在讲台吗？他掏出手机，给我们看他退休后写的字——还是那手挺拔的楷书，内容是当年在板房门口写过的那句诗：“墨痕浸汗透工装，电流伴我守寒窗。”
“不后悔！”他说，“不管是当工人、当老师，还是后来当干部，都是在为祖国电力做事。就像写字，不管用毛笔还是钢笔，只要笔锋不歪，写出来的字就不会差。”
窗外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我忽然想起当年和他一起参加清河电厂会战时，他蹲在泥地上写字的样子。那时的他，手里握着树枝，眼里却亮着光，像极了如今他笔下的字，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始终挺拔、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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