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员在周海涛身上搜出2000元现金，面额都是10元、20元的零钞，与银行被盗现金的面额特征相符。
在他的住所，一件黑色皮夹克的袖口处，技术人员发现了微量暗红色血迹，经鉴定为AB型——与死者武勇、蔡敬芳的血型完全一致！
铁证面前，指挥部立刻组建预审小组，对周海涛展开突击审讯。
审讯室的灯光惨白刺眼，周海涛坐在椅子上，双手不停地搓着膝盖，从一开始的拒不承认，到沉默不语，再到额头冒出冷汗。
12月18日凌晨5时30分，经过8个多小时的心理博弈，周海涛终于崩溃，双手捂住脸嚎啕大哭：“我说……我全说……是我和曹林干的！”
作案还原：贪婪与怨恨催生的血腥计划
周海涛的供述，揭开了这起惊天劫案的真相。
曹林自1986年底从部队复员后，被安置到工商银行中心支行任经警，本以为能大展拳脚，却没想到每天只是站岗、巡逻，枯燥又琐碎。
他觉得自己才华横溢，经警职位是“大材小用”，心里的不满日积月累。
1989年4月，妻子从中心支行行政岗被调至储蓄所当柜员，曹林更是认定单位故意针对他，报复心理愈发强烈。
而周海涛则因私自从事商业活动亏损1万元，外债缠身，债主天天上门催债，他急得焦头烂额。
两人同病相怜，经常一起喝酒抱怨，聊着聊着，就冒出了抢劫银行的念头。
“抢银行来钱快，而且咱们是经警，熟悉银行流程，不容易被怀疑。”曹林拍着桌子说，“轧钢厂储蓄所地处偏僻，交通便利，适合下手，也方便逃跑。”
两人一拍即合，开始秘密策划。他们摸清了轧钢厂储蓄所的作息规律：每天下午4点左右，储蓄员武勇和蔡敬芳会对账，下午5点，运钞车会来提取营业款入库。
他们决定趁对账时动手，抢完钱再趁运钞车到来前逃跑。
12月17日下午4时，曹林背着配枪（编号的54式手枪），揣着两个健身球（用作钝器），周海涛提着一个黑色提包，里面装着一瓶白酒、一瓶米醋和一副手套，两人骑着自行车，一前一后来到轧钢厂储蓄所。
“我们是保卫科的，过来检查安全。”曹林笑着对武勇和蔡敬芳说。由于是本行经警，武勇和蔡敬芳毫无防备，继续低头对账。
就在这时，曹林突然抽出健身球，朝着武勇的后脑勺猛砸下去——“咚”的一声闷响，武勇哼都没哼一声，就趴在账本上不动了。
蔡敬芳刚抬头惊呼，周海涛的健身球已经砸到她的太阳穴，她眼睛翻白，当场晕厥。
两人迅速撬开柜台抽屉，将.6元营业款、大量存单和5枚印章装进提包。
周海涛带着赃款骑车赶往曹林家清点，曹林则留在现场，戴上手套，将白酒和白醋泼洒在地面，打破酒瓶破坏嗅源，随后骑车返回支行继续上班，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可曹林没料到，下午4时30分，他竟被安排跟随运钞车前往轧钢厂储蓄所提取营业款。
当运钞车抵达储蓄所，经警崔虎和押运员吴向阳打开门，一眼就看到倒在地上的武勇和蔡敬芳，以及被撬开的柜台。
“不好！有人抢银行！”崔虎大喊一声，吴向阳立刻掏出对讲机想报警，运钞车司机也赶紧开车回支行报信。
曹林见状，吓得魂飞魄散——他知道，武勇和蔡敬芳一旦苏醒，自己的罪行就会暴露。
恶念丛生的曹林趁崔虎和吴向阳不备，突然掏出54式手枪，对准崔虎的额头扣动扳机——“砰！”枪声在狭小的储蓄所里回荡，崔虎当场倒地。
吴向阳转身想跑，曹林又是一枪，子弹击中他的头部，吴向阳倒在墙根。
此时，昏迷的武勇突然动了一下，曹林怕他没死透，又朝着他和蔡敬芳的头部各补了一枪。
五发子弹，三条人命，一条重伤，储蓄所内血流成河。
曹林仓皇跑出储蓄所，骑上自行车赶往自家，见到周海涛后，声音都在发抖：“我杀人了！赶紧跑！”
两人将提包、手套、存单、印章等物品，分别丢弃在曹林住所楼下的垃圾箱和下水道中，然后骑着自行车往市郊逃窜。
逃至襄沙公路空军三野医院附近时，周海涛突然停下：“我觉得没人怀疑我，我回去看看，说不定能蒙混过关。”曹林劝不住他，只好独自继续南逃。
周海涛没想到，仅仅几个小时后，他就因行踪可疑、经济异常被警方锁定，最终难逃法网。
而侦查员根据他的供述，在曹林住所附近的垃圾箱和下水道中，找到了被丢弃的作案工具和赃物，从债主陈志强那里追回了5000元赃款。
跨域追捕：亡命之徒的最终落网
曹林的逃窜之路，充满了疯狂与侥幸。
与周海涛分道扬镳后，曹林骑车逃至襄樊市石棉厂，将自行车丢弃在路边，徒步走到余家湖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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