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为何这北宋连年征战连年赔钱，却越打越富的主要原因。
这话不抬杠，且看汉、唐虽强，几场战争下来，也是将国家经济打的盆碗皆碎，终究是伤了国本。
可这北宋异然，明明却是赔钱，每每岁币过后，便是大尺度的钱币改革。
铜钱变成交子，交子变钱引逐渐将那铜铁之物变成纸条。而且，这纸条值不值钱且不是你说了算。
然，“安石之心”却不仅于此，这些个王安石们，且是要得一个“富国强兵”。
因为，打了胜仗再进行经济掠夺倒是能得到的更多。最起码，也好过人没事干就跑过来抢你一回。
遂，于仁宗年间便提出“兴科举”。
应试不分文武。便是文官也加试“骑射”之法，此乃以复周礼六艺。
复“御”、“射”二艺便是强军。
说白了，文官也得考骑马打仗。
此乃兴军力打通河西走廊，收复“陇西都护府”之地，恢复宋初军武立国，再现汉唐视野。此乃“强军富国”之道。
而宋人武人地位低下，“抑武贬武”之风已经百年矣，文人断是不愿意再习此之“贱”艺。
其旨所言“教”不得法，为应试为教也。书院生源所学，皆为“场屋之学，官场之道”，非为官，亦非理财之道也。
读书者，只习孔孟之道，诗词歌赋，断不可再用也。
那位说了，谬论！说这“场屋之学，官场之道”不能用来倒也罢了。这孔孟之道怎的到你嘴里，也是做不了官了麽？！
却实没办法做官，因为孔孟之道且是教人一个“君子固穷，不堪言利”。
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朝廷，或是一个政府，都是需要大量的财政来支撑的。然，这“孔孟之道”却要人“钱财视若粪土”，要的是“不与民争利”的心性。
有此心性虽是好的。但是，何为民？穷的买儿买女的也是民，那豪民富绅亦是民。
商人图利，豪民守财，为了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能分的更多的资源，却是一个壑欲难平。倒是不肯与那平民一分。
因此，倒是引起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拉大。于是乎，富有者纸醉金迷，劳苦者易子而食。
更严重的还不仅仅多吃一些，多喝一些，多一点社会资源。而是，得了钱财，亦是不愿与朝廷一文钱去。问穷的叮当响的，吃了这顿没下顿的人去收税，倒是收不上来几文。而且逼急了也会民变。还得花钱用兵平叛。饶是一个得不偿失。豪民又不愿给钱，通过自家的社会资源免去自身税赋。
两项相加，倒是苦了朝廷，又要养兵，养民，还养了一大帮不干事的冗官。海量的大钱泼水般的去，这下面的税又收不上来。这国家要是能有钱？说出来跟闹着玩一样。
更甚之，根据他们所谓的商业规律，出卖国家的利益来换取自身的富甲一方这事，那干起来，且是没有一点心理负担的。
这事不只宋有，直到现在那帮人也是这副德行。看看李嘉诚、潘石屹之流吧，近期最好的例子。
这养不得法所指，便是各地“寒士”均出书院，实为乡绅豪民所供养，而所谓“寒士”也是有个“士”字在后面，他们可不是平民百姓。
然，朝廷的政策为“牢笼治士”考中即授，而成冗官之势。
那“寒门”若得权柄必先报士绅豪民之恩，而不思报国。
而取不得法，则是“以书取人而不量其才”。说是“以书取人”倒是客气的了。
过去的取官途径主要是科举、门荫补官、从军补授、吏人转为正式官员、交给国家一定数目粮食也可以授予官职。
你且去想，这帮人当官之后会是一个什么场景。买卖，自然是个有买有卖。花钱当官，做官敛财之事亦是个理所应当。而且，会造成一个更大的问题——冗官。
《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曾巩统计国家财政支出，宋真宗景德年间官员总计万余人，宋仁宗皇佑年间官员总计两万多人，宋英宗治平年间官员总计两万四千员。
北宋境内当时才二百三十多个县，这样的官员数量着实有些过分。
但是到后来更过分，饶是一个愈演愈烈。
元丰八年，元丰改制官员数量下降到了两万余人。
宋哲宗元佑三年官员总计三万四千多。
徽宗政和元年多达四万三千余众。
北宋有不少大臣都提出过冗官问题。
如包拯曾给皇帝写过《论冗官》,司马光写过《乞分十二等以进退群臣上殿劄子》，宋真宗咸平年间杨亿曾提出建议，应该给三省六部实权。宋仁宗时期吴育提出恢复尚书省权力。但都没能实现。
范仲淹于庆历新政着手解决冗官问，最后也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也不例外。治理冗官饶是一个不易。
这官多了不好麽？不好，而且百分之八十的都是虚衔。不做事但正俸照领。另外还要给他们添支、职钱、衣赐、茶酒厨料、饲刍、薪炭、随扈等等的费用补贴。在治平二年，国库欠债一千六百多万贯，这还是只金属货币算来。如此国家财政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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