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这位与苏轼一生关系极为复杂的同年兼对手，在此时与苏轼还是好朋友的关系。
而那位老朋友陈慥，如今捎来了信，更是鼓动着苏轼在武昌买田定居。甚至放出话苏轼只要点头，他就可以全程代劳，并且可以靠自己的人脉为苏轼省下一半的花费。
苏轼一听大惊，殊不知当时的黄州属于淮南西路，而武昌属于荆湖北路寿昌军。
这样一来，朝廷那些好事者就会加大夸大与歪曲，说自己是擅自离开安置之地到其他地方居住。这可不是小事，一旦传到京城，就会有想不到的麻烦。
苏轼赶紧回信对陈慥说，感谢他的一番好意，如果以后有幸遇到了大赦或者得到皇上的宽宥，自己或许能够做这件事。
鄂州太守朱寿昌（字康叔）来信问候，并给苏轼送来了一些酒及水果。
这位朱寿昌正是古代“二十四孝”之一的人物，其辞官千里寻母之事，曾被同时代的大文豪苏轼和政治家王安石相继撰文赞颂。
秦观，苏轼的这位学生，此时也寄来书信劝慰自己的老师。
小秦在信中说，当时听说老师突然被押解进京，远近震动，当时就从越州（今绍兴）扁舟渡江。到了吴兴，见到陈师锡、钱世雄等人，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秦观觉得以老师的人品及德行，自觉您上不愧天、下不怍人、内不愧心，自己虽然顽愚至极，也知道先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想起往京师北上的一路劳顿、饮食起居失常，心里极为难过。
等到从书信中了解到先生已达齐安郡（南齐置，治齐安县，今湖北麻城市西南，辖境相当今湖北省麻城市、武汉市新洲区等地），已经寓居在僧舍，饮食清淡但能自适之时，秦观的所有担忧才烟消云散了。
初到黄州，苏轼还曾与潘鲠（字昌言）、潘丙（字彦明）、潘原（昌宗）三兄弟一起出游，潘鲠的二子大临（字邠老）、大观（字仲达）从游。
潘鲠与苏轼同岁，元丰二年（1079）考中进士，潘鲠父子三人皆有诗名。
四月十三日，苏轼又与江綖、杜沂（道源）及沂子杜传（孟坚）、杜俣一起游览了武昌的西山，并题名。
有一次，苏轼夜梦游一户人家，开堂西门，里面有小园、古井，井上都是苍石。石上生长着像龙蛇一般的紫藤，枝叶如赤箭，主人说这是石芝。
折一枝放到嘴里尝一下，味道就像鸡苏（草名。即水苏。其叶辛香，可以烹鸡，故名），还稍带一些甜味。
杜沂还给苏轼带来了“酴醾花”、“菩萨泉”两种酒，苏轼与杜沂父亲杜叔元（字君懿）交情深厚，所以说，苏轼与杜沂也算是世交。想当年苏轼应试时，杜君懿就曾送给苏轼一只诸葛笔。
据说，宣城特产的诸葛笔，笔头是用鼠须制成，故又称“鼠须笔”。相传此笔的制法，不用柱毫，不分心副，而是用两种或一种兽毫参差散立扎成。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能做到尖、齐、圆、健四德具备。
诸葛笔在当时也算是笔中的驰名品牌，以此相赠，方显两人的交情，苏轼知道，老父常常是以兄长事他君懿伯伯的。杜君懿在宣城做通判时，对待诸葛氏就像对待士子一般呵护，因此诸葛氏愿意为他而尽力，他就常能得到诸葛氏做出来的好笔。
应杜沂之请，苏轼专门为杜家珍藏的诸葛笔作了书。
这个月，毛渐为晏知止所刻曾巩所编的额《太白集》作了序，据说曾巩曾自称里面收集了诸多的李太白的散佚诗，可苏轼觉得那些所谓的散佚诗，大多是后人中格调不高者的伪作。
文与可之子文务光扶父灵柩归葬成都时路过黄州，苏轼看到大表哥亡灵时，不由得热泪盈眶、悲从中来。他抑制不住心中的伤悲，再度为文来祭奠这位前湖州知州文与可学士。
苏轼首先再度将与大表哥生前的交往全部回忆了一遍，对表哥的优点与成绩一一颂扬了一番。然后愧疚地说道，您的灵柩将回到西蜀，我却被贬谪到这大江之滨。用什么来祭奠您呢？我采来了江边的野芹，为您奉上这一杯清酒。
接下来，子由赴筠州将要路过黄州，到那时子由也会将苏轼的家眷全部带过来。若是自己还好说，到时候一家人不可能都住在寺院里。
元丰三年（1080）五月二十九日，苏轼的家眷合计二十多人来到黄州，可能是觉得继续借住在定惠院内有诸多不便，于是他从那里迁居到了临皋亭。
此亭又名回车院，乃是北宋时期的驿站，按照朝廷的规定，受贬官员无资格居住在官舍中，而驿站亦算官舍。苏轼能得以迁居临皋亭，首先是得到了黄州太守徐君猷的帮助，二则为武昌太守朱寿昌从中予以疏通。
迁居临皋亭后，苏轼对这个新住处颇为满意，他在《临皋闲题》中写道：
“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问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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