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熙宁八年的密州，当老乡家的禾苗刚有点起色之际，农历五月间，又一场“掐脖子”的大旱如约而至。
由于密州濒临大海，经常刮风，强劲的海风使得沟渎里根本就存不住水。月余的干旱，使得州城之外方圆百里之地，蝗虫的卵又孳生起来。此际的夏麦将熟，秋禾也快被旱死，父老乡亲们无奈仰天长叹、如坐针毡。
此际，作为州守的苏轼，只有再次地披挂上阵，作好祝文，重上常山祈祷天神，为民祈雨了。
常山毕竟是常山，求雨常应！
苏轼的这次祈雨又大获全胜，于是乎，苏轼就郑重地重修了山神庙，还把庙前的一眼泉水垒石成台，保护起来，又在井上建一亭子，取名“雩泉”。苏轼还说，古者谓吁嗟而求雨曰雩，泉取其名，也是为了彰显常山能兴云作雨、取信于百姓的根源就在此泉。
雨水从天而降，地里的庄稼保住了，苏轼也就有了闲暇，有些陈年的“文债”也该还上了，首先是孔延之的挽词。
孔延之，字长源，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前面我们说了，苏轼在去汤村督役前，曾与孔文仲有过诗词唱和。
如今，孔文仲的父亲孔延之（字长源）也因对盐法不满被罢越州任，经过杭州时，苏轼还在有美堂设宴接待过老孔。
其子孔文仲，字经父，也是因为曾当面否定王安石的理财用人之法，遭到贬谪并外放，如今孔文仲的台州推官也被罢免。苏轼在杭州时曾收到过小孔的赠诗，苏轼感到三个人同为天涯沦落之人。
这位小孔，就连司马光老先生也说过，朝中的苏轼及孔文仲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臣僚，都敢不避陛下的雷霆之威与王介甫的虎狼之怒，屡次上书对策指陈朝廷的得失和王安石的荒唐。凛然正气、视死如归，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在这一点上，老夫我远远不如人家苏轼和孔文仲啊！
但王安石却十分厌恶孔文仲的策文，于是上书神宗，取消了贤良科试策考试，让小孔求上无门。
孔文仲，系孔子四十七代孙，与其弟孔武仲、孔平仲并称“三孔”。
黄庭坚有诗赞曰：“二苏上连璧，三孔分立鼎。天不堕斯文，俱来集台省”。峡江的“三孔”兄弟与当代名人苏轼、苏辙兄弟常有诗文唱和，名噪一时。
神宗熙宁三年（1070），孔文仲夺取该科制举状元,成为有宋一代三百多年以来四位制举状元之一，也是江西唯一的一位制举状元。
只不过，孔父延之已与去年的二月仙逝，在小孔的请求下，苏轼在密州为老孔写下了两首七律挽词，“少年才气冠当时，晚节孤风益自奇，君胜宜为夫子后，林宗不愧蔡邕碑。”高度概括了老孔光辉与传奇的一生。
苏轼常山祈雨后，夏麦已收，秋庄稼也一片生机勃勃之状。
诗兴大发的苏轼，就提笔给两位在杭州时的老朋友陈襄和吕仲甫（字穆仲）寄了诗，陈襄自不必说，吕仲甫乃丞相吕蒙正之孙，小吕刚开始任杭州教官，苏轼到杭州时已改任此州的观察推官。
再就是张方平。
自己的恩师张方平，早在镇守四川时，就曾向欧阳修推荐了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
所以说，他既是苏轼兄弟二人的伯乐，也是他们共同的挚友——清虚居士王巩的岳父。作为苏轼的前辈与忘年之交，他还在“乌台诗案”发生后为苏轼说情，受到朝廷惩罚。他长期作为苏辙的直接上级，对苏轼和苏辙兄弟二人多有提携和影响。
苏轼知密州时，张方平已修建了乐全堂，并自号乐全居士，以研读道家和佛家经典自娱。
苏轼平生好喝酒，但酒量不大，就连自号醉翁的欧阳修，也远远不及张方平。但张方平十分自律，更重视个人修行，晚年后滴酒不再沾。从早年喜欢痛饮到晚年戒酒，已经超越以酒避祸的阮籍和以琴解忧的嵇康，以及善弹“无弦琴”的陶渊明，直达佛家维摩诘大士的境界。
作为后辈饱学之士，苏轼毕恭毕敬地写下《张安道乐全堂》一诗，赞叹张方平“我公天与英雄表，龙章凤姿照鱼鸟”（《张安道乐全堂》），才华气概远超同僚。
刚还完恩公张方平的“文债”，又听说杭州前同事余主薄的母亲大人去世了。
上一次，人家老余还专程从杭州过来，给苏轼带来了杭州僧俗的书信与问候。因此，苏轼又给老余的母亲写了挽词。接着为去年故去的老同事张掞（字文裕）写了挽词，张掞为齐州历城人，曾出知过益州的益都县知县，颇有善政。
六月二十四 ，传来了朝中重臣韩琦大人逝世的消息。
回想起韩大人曾经对自己的数次提携之恩，还有父丧时，韩大人还以以个人名义赠银三百两，苏家兄弟虽婉辞不受，但可以看得出韩丞相对于苏家的关照之恩。
有一次，韩琦举荐苏轼为谏官，引发了朝中小人对于苏轼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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