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佑元年（1056）春天，苏家父子正式动身。
过成都时，父子三人先去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说明苏老泉会来事儿，绝非一个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张知州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苏氏父子，还修书一封，将苏洵作为不可多得的人才推荐给了欧阳修，并勉励苏轼兄弟抓紧复习，准备接下来的六科考试。
“六科”乃唐宋时科举取士的六种科目。
唐六科为明经、进士、秀才、明法、明书、明算。到了宋景德、天圣年间时，其六科为：一、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二、博达坟典，明于教化；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四、详明政理，可使从政；五、识洞韬略，运筹决胜；六、军谋宏远，材任边寄。
对于六科这种“小儿科”，苏轼兄弟想必已是成竹在胸。
因此，三月二十八，在春风拂面中兄弟俩得空游览了成都的大慈寺极乐院，观看了卢楞伽笔迹。
卢楞伽，一作棱伽，唐时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详。自汴入蜀，为画圣吴道子弟子。此人画风细致，咫尺间山水之寥廓，形象精备。尤擅佛像、经变，画过许多壁画，肃宗乾元（758）初在成都大圣慈寺，曾画《行道高僧像》数堵，由颜真卿亲笔题字，时称“二绝”。
嘉佑元年（1056）三月是个闰月，三苏父子此时从成都启程，走陆路，经过剑门关，先到凤翔府眉县的横渠镇（宋大儒张载的故里），游览了崇寿院，再经扶风县过长安，经华清宫出关中，来到河南府的渑池县。六年后，在该县一寺舍里留宿时，苏轼在老僧奉闲的墙壁上题了首诗《和子由渑池怀旧》（这首诗后来一度还很出名）。
三四个月的舟车劳顿，五六月间父子三人终于抵达了京师开封。
关于苏轼这次的陆路出川之行，历代的史料中记载均不详，“经剑门，穿秦岭”，只能大致叙述一个轮廓。耕文轩主人认为，主要是陆行骑驴较为颠簸，没有舟行闲适，写诗极为不便，所以就没有流传下来多少文字，就使得这次陆行出川显得较为扑朔迷离。至于专家学者对此行程的更为高深与离奇的推断，不知道最终能得出一个什么有别于我的结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抵京时正值大雨天气（苏老泉在给韩琦的书信中有所提及）由于人地生疏，苏氏父子只得暂时借住于兴国寺浴室老僧德香的僧舍。
安置停当，苏洵即作《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然后又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洪范论》、 《史论》呈给了欧阳修。作为当世文坛一哥或二哥（注：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阅后竟如获至宝、大加称赞，称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于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
这还不算，欧阳修又连忙上书朝廷，极力推荐苏洵入朝为官，有着欧阳内翰的亲力举荐，一时间满朝文武争相一睹苏老泉的风采，并对其文章交口推服，致使苏老泉的声名在京师文人圈子甚至权力圈里一日大振。
七月十三，适朝廷的皇榜发榜，范师道、王畴、胡俛、韩彦、王瓘、宋敏等人考中开封举人。
这批人后来都成了朝廷命官：
范师道字贯之，吴县（今苏州市相城区）人，范仲淹的老乡，侍御史。
王畴字景彝，曹州（今山东曹县）人，开封府判官侍部郎中直秘阁。
胡俛字公瑾，侍部员外郎集贤校理。
王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
宋敏，太常寺丞集贤校理。
立秋后，苏洵终于等来了属于他的机会。
应开封府解，着苏洵、林希（字子中）、王汾（字彦祖）、顾临（字子敦）、胡宗愈（字完夫）同试景德寺，也就是到开封府的景德寺参加考试。这说明不管什么人推荐，就像当今社会的公务员考试一样，北宋的官场也需要走流程，——主要还是堵别人的嘴。
林希，福州人。
王汾，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县）人，王禹偁曾孙。
顾临，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胡宗愈，常州晋陵（今常州市区）人。
参加考试前，苏洵收到好友杜叔元（字君懿）的真心馈赠，一支他自己珍藏已久的诸葛笔。
名头不小的诸葛笔乃唐宋时名笔，亦名“散卓笔”。诸葛氏制笔有术，出自南唐制笔高手诸葛氏。其技艺精湛，锋毫尖锐，外形圆润，铺下不软，提起不散。
据说，宣城特产的诸葛笔，笔头用鼠须制成，故又称“鼠须笔”。相传此笔“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真正做到了“尖、齐、圆、健”四德具备。
诸葛笔在当时也算是笔中的驰名品牌，以此相赠，方显两人的交情。苏轼知道，老父常常是以兄长事他君懿伯伯的。
苏轼兄弟二人也参加了此次考试。
不久后榜出，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人袁毂（字容直，一字公济）高居榜首，苏轼名列第二，苏辙也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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