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明朝第五位皇帝，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1398年3月16日），在经过朱棣，朱高炽两位皇帝培养后，文治武功方面都达到完美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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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基前:
在仁宗离世前，一直有意迁都回南京。
【- 史料记载：《明实录·仁宗昭皇帝实录》记载，洪熙元年（1425 年）三月，朱高炽“命行在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等，督军民船匠，于淮安、卫河、通州、天津、龙江等处，造船运粮，以备明年迁都之用” 。】
所以当时仁宗派太子朱瞻基前往南京，提前做迁都准备，让朱瞻基了解南京当地情况，考察中央机构运作等，毕竟朱棣迁都时在南京还保留了一套体系。
只是，还未等迁都过程完善，正处于南京的朱瞻基便收到了父亲仁宗病重的消息（五月）。
于是朱瞻基急忙启程赶往北京，在抵达良乡（今北京房山区良乡镇）时，收到父亲仁宗去世的消息后，六月二十七日继位，次年改年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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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位后:
新朝换旧臣，帝位交替，朝中群臣此时正处于人心惶惶，为稳定局势，朱瞻基迅速采取行动，对朝廷官员进行安抚。
他强调会继续重用先帝旧臣，让他们各司其职，稳定朝廷的行政秩序。
同时，朱瞻基还通过诏书等形式，向天下百姓宣告新帝登基，表达自己治理国家、造福百姓的决心，以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
这些并不算什么大事，朱瞻基明白，最需要防范的潜在威胁便只有他的皇叔，汉王朱高煦。
朱高煦一直觊觎皇位，在朱高炽去世后，朱高煦对他这个大侄子肯定不服，内心定然蠢蠢欲动，毕竟他爷爷的皇位算是开创先例。
但古时讲究事情过多，他也不可能冒天下大不违，直接处理他的二叔。
于是朱瞻基便对他的这个二叔采取独特的政策，表面上采取怀柔政策，暗中警惕。
- 经济限制：朱高煦就藩乐安州后，朱瞻基对其经济来源进行严格管控。
乐安州当地的税收，很大一部分直接上缴中央，减少朱高煦可支配的财政收入。
这使他难以大规模招兵买马，组建私人武装力量。
例如，原本乐安州每年税收可用于地方建设及藩王开支的有十万两白银，经调整后，朱高煦实际能支配的不足两万两，极大限制了他在经济上的扩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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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监控：朱瞻基在乐安州周边部署大量忠于朝廷的军队。
这些军队不仅负责边境防御，还承担对朱高煦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的任务。
同时，朝廷定期对这些军队进行调动和换防，防止他们与朱高煦势力相互勾结。
例如，在乐安州北部边境常驻有一支万人规模的精锐部队，该部队将领由朝廷直接任命，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将领轮换和部队换防，确保对朱高煦军事监控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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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活动范围：朱瞻基明确下令，严格限制朱高煦离开乐安州的活动范围。
朱高煦若因特殊情况需要离开乐安州，必须事先向朝廷提出申请，详细说明出行的原因、目的地、行程安排以及随行人员等信息。
只有在获得朝廷批准后，朱高煦才能按照申请的内容出行。
例如，一次朱高煦声称要前往京城参加某位皇室宗亲的葬礼，向朝廷提交出行申请。
朝廷在接到申请后，对其出行目的、行程安排等进行详细审查，并派遣专人对葬礼相关事宜进行核实。
最终，朝廷以葬礼规模较小、无需藩王亲自参加为由，驳回了朱高煦的出行申请，有效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降低其与外界势力勾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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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弱政治影响力：朱瞻基对朱高煦在朝廷中的政治势力进行大规模清洗和削弱。
对于那些与朱高煦交往密切、被认为是其政治盟友的官员，朝廷采取撤职、降职、调任偏远地区等措施，将他们从重要的政治岗位上移除，切断他们与朱高煦之间的政治联系。
例如，当时朝中一位侍郎与朱高煦来往频繁，经常为朱高煦在朝廷中传递消息、拉拢势力。
朱瞻基得知此事后，立即下令将该侍郎撤职查办，并将其流放到边疆地区。
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削弱了朱高煦在朝廷中的政治影响力，使其难以在朝廷内部发动政治斗争，对朱瞻基的皇位构成威胁。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可以说是彻底掌控局面。
而朱高煦也没辜负朱瞻基，朱瞻基即位后，朱高煦认为其年轻可欺，加快谋反准备。
他一方面在乐安州封地内，以各种借口招募士兵，扩充私人武装。
另一方面，秘密打造兵器，储备粮草，为起兵做物质准备。此外，朱高煦还派遣亲信到京城及周边地区，与对朱瞻基统治不满的势力进行联络，试图结成反朱联盟，壮大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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