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祥帝的开头是成功的，开国八公后人之一的缮国公被打倒了，而保龄侯也如期地亡故。到这里，按照故事的模板，应当结束了，但可惜的是，这却不是结束，因为彭城侯死了。
彭城侯的死是标志性的。在嘉祥帝时期，他是结党乱政的奸臣，但在元泰帝时期，他是被蒙蔽裹挟而错杀的能臣。
是奸臣还是能臣，并无重要。重要的是，当嘉祥、隆兴两代帝王面临武力流血的可能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手握军队的勋贵将领，站在他们身边，这使得皇帝直面了政治斗争和武力斗争的全部后果。
很显然，两位历史上标准的君王，没有胆气去承担这样可怕的后果，尤其是他们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学者们相继用一句话来概括总结：
在这一刻，责任击退了皇权。
........
开国八公和中兴八公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具有相当特殊的继承关系。
开国八公中最先倒下的是宁荣国公府为首的江南系勋贵。
这段长达八十年之久的转型期的开始起于第二代缮国公的倒台。尽管存在多种因素，但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的是，直接的责任人是保龄侯，所以当江南系的头面人物王子腾意外病逝时，一个机会出现了。
这个机会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意义不同。
辽东战事和新政从一开始就异常顺利，从天下人的角度讲，是好事。但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而言，都会莫名感到别扭和不安心。
勋贵团体在辽东战事中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新政前期施行过程中勋贵团体面对首辅李嵇为首的文官们的温和让步，这一切都太过顺理成章。
以至于今天回过头去看，只觉得众正盈朝，每一个人都为了这个王朝的兴盛、天下百姓的福祉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请问，隆兴帝的作用在哪里？
好像可有可无。
王子腾的死，首先带来的是江南系内部的权力失衡，从属于王子腾的势力失去了首领，而作为江南系的一员，他们按照常理应向青年一代的领袖武襄公贾琏靠拢。
但根据事后隆兴帝对江南系发动大案，清理的人员名单来看，这些亲近于王子腾的人几乎无一幸免，被捉拿下狱，判刑流放。
这是很奇怪的，当时不过而立之年、就已经位居正三品护军营都统的贾琏是勋贵团体青年一代中无可否认的翘楚。当时官位可以与他相比的，只有被封为蓟北侯、担任辽东都司右军统制的忠毅公陈维尹。
如果贾琏吸收掉这些人，他可以完整的继承江南系勋贵势力，从个人自利的角度讲，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很可惜的是，这没有发生。
针对江南系的大案发动的时间是很微妙的。王子腾死时，贾琏虽然身居要职，但有多少实权是值得商榷的，他先后任职待过的骁骑营和步军营下属都不在他的麾下。
护军营的左右统领，一个是从蓟辽升上来的安如器，另一个是有禁军背景的苏疾，从这样的架构而言，贾琏是很难在护军营中建立威信的。
事实上，自辽东战事结束，升任护军营都统的贾琏就一直以身体缠疾为由，报请病假，居于荣国公府深宅中静养。
直到新政进行到关键时刻，经世学派力主推动的黄淮治理工程在历经波折后，通过廷议，进入实施阶段。
时任内阁大学士的鲁国公文宪公李轲亲自主持该项工程，出京前往淮北。放眼自明代内阁建立以来，内阁大学士出京主持具体事务恐怕只此一例。
而李轲亲自主持，却合乎情理，因为这项工程的先行款就达到了七百万两，预计总耗银达一千五百万两，实际超支四百万两，事涉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千万黎民。
这样庞大的工程所带来的利益纠葛是难以想象的，漕运衙门、两淮盐商都是肉眼可见的受损者，而暗中反对此案的人更是难以预计。
隆兴帝有意遣将随行，督黄淮行营兵马，协助李轲处理地方事务。但武臣中没有人愿意出任此职，关键在于行营兵马来自四省中三镇七府的抽调，规模达到一万六千众，几乎都是地方守备兵，内部关系复杂，同地方势力的利益盘根错节。
对于统领这些人去做有可能损害他们利益的事情，任何人都没有足够的勇气。连续三次选将无果后，隆兴帝大怒不已，期间处理了数人，最后决议由京营兵马居中调和，督地方诸军。
但京营中老资格的几人都借故推托，其中任京营骁骑营都统的侯致远最受隆兴帝青睐，但很可惜，侯被六部文臣们非议，认为此人从未出镇地方，带兵也没有名声，恐怕不行。
隆兴帝进退不得，问询内阁诸公，夏崇的继任者吏部尚书童观谏言缓行此案，既无合适人选，再择机施行为上。
这话触怒了隆兴帝，挥袖离去。三日后，让所有人意外的人选诞生了，根据记载，帝夜宿德妃宫中，问备如常，得一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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