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内死寂一片。
巴东王阴默不语。
良久，孔长瑜开口道：
“若有预谋，则必有两个前提。一、我们的计划已经被侦知。二、侦知者能调得动永宁太守，让他赌上自己的身家，派兵越境。这个调兵的人是谁？是王揖吗？王揖虽为台使，有查问蛮案之权，但却无权调动州郡兵马，除非......”
孔长瑜沉吟不言。
陶睿续道：
“除非天子另有密诏。不过，这也说不太通，若天子果真提前侦知我等之谋，那只需出其不意，让王揖借传旨之机，收了王爷的印绶符节，再监送回京；又或者诏典签出典签令状，会同司马、咨议参军，直接夺了王爷兵权，锁闭王府。不会到现在都没有动作，只是派永宁军去解个围，然后便偃旗息鼓，这有些说不通。
更何况州部之中，分刺史之权者首推长史、司马，如果朝廷疑王爷，那拿掉刘寅的同时一定会任命强长史（强力）以摄军府，甚至直接代王爷行州府事。可如今迟迟不补长史之缺，反而由王爷兼起长史与江陵太守之任，实在不像朝廷疑藩王的做派......”
孔长瑜点头：
“我想不通的也是这点。不直接夺兵权或许是担心不能成功，激起兵变；又或者是现在还没有确凿证据。但不速补长史，反而以王爷兼署，这说明朝廷对王爷还是信任的。如果天子真的知道荆州通蛮之事，岂会如此处置？
又或者是天子本不知道，而是王揖入荆州之后才有所察觉，这倒并非完全不可能，只是没有天子诏，王揖也调不动永宁军。难道天子暗授王揖临机处置，便宜调兵之权？可王揖并非天子心腹之臣，往日里亦不见其如何受倚信，天子岂能将如此重柄，轻易与人......”
陈启铭突然吸了口气：
“会不会王揖背后站的不是天子，调永宁军的也另有其人，比如说......东宫？”
陶睿断然道：
“不会。陈先生或不晓朝廷体制，兵者国之大事，调集征发，其制甚严。所谓敕不擅行，诏不独发，便是天子御笔，也不能只凭一纸诏书便调出郡兵，必得符节相配而后可。至若中诏四印交辉，方成王命；三司共验，始得奉行。东宫权势再盛，然既非州部，又非台省，根本不可能调动得郡兵。
即便张珏是东宫私党，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受太子私命，兴兵越界。这是大忌！一旦事发，太子、张珏，并是擅权乱政之罪！若太子果真已经收服了张珏，而张珏又是唯太子之命是从，那也该潜锋敛锷，待时而动，岂会为救一个王揖，便贸然动兵，自曝其谋？
东宫若真知我等谋划，大可坐观我屠尽使团，再以我等之罪上告天子，不是更妙？何须私调永宁军，徒惹猜疑？陈先生所言虽奇，却不合道理。”
陈启铭知陶睿素来轻视自己这等寒人（意即卑庶，非寒门有“门”，亦非寒士可称“士”），嘴上称一句“先生”，但开口闭口都是“先生不晓朝廷体制”、“先生未谙衙司故事”、“此是典章常例，先生或未深究”......
一个没落门户而已，正经世家中都排不上号，偏在这儿充什么贵族，真是可笑。
陈启铭心中腹诽，面上一副恭敬神情，欠身道：
“原来如此，在下受教。只是在下以为，世间之行，不能尽以常理度之。天下事，有‘理之所无，势之所有’者；有‘局外难窥，局中自明’者；又有‘逆常而行，反得其利’者。今日之事，不合经而合权，不中理而中利，可乎？”
陶睿笑了笑：
“陈先生辞采粲然，我不及也。不过敢问先生，东宫冒险调兵，利在何处？”
陈启铭稍一迟疑道：“利在护王揖。”
陶睿又问：“护王揖之利，与私调兵之害，孰重？”
陈启铭不能答。
陶睿不再看陈启明，面向巴东王，声音坚定：
“下官以为，若张珏出兵，乃由预谋，则调动张珏之人，必非东宫！”
巴东王听着下属争论，指节缓缓叩击着太阳穴，见首启争端的郭文远反而一言不发，便问：“郭先生怎么不说话？”
郭文远不疾不徐地一拱手：
“在下愚钝，实在无法推知张珏背后之人，也无法判断张珏追贼之事真伪，但在下以为，这都不重要。”
巴东王皱眉：“怎么说？”
“定策之初，在下说过，‘我等做贼，当计最坏，而不可计之侥幸’，今日在下重提旧话，愿王爷从此刻起便做最坏之打算，着手准备应变。”
“此言甚是，臣附议。”
“臣附议！”
“下官附议！”
孔长瑜等人纷纷赞成，唯李敬轩长跪在地，低头不语。
巴东王手掌伸握再三，虎眸闪烁不定，突然问道：
“李敬轩，你之前说有一策，说来听听。”
李敬轩叩首道：“臣不敢妄言。”
巴东王乐了：“哎呦，你这是有怨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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