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的是，富弼和范仲淹虽然没有像欧阳修那样时刻都标榜自己是正人君子，但他们的骨子里确实在以君子之道要求自己。真正的君子都爱惜自己的名节，更是在乎自己的尊严和脸面。
面对范仲淹和富弼阴谋政变的谣言，赵祯选择了沉默，这沉默意味着什么？或愤怒，或怀疑，但绝对不会是无可撼动的信任，而今他又在近乎于公开地指责这两人办事不力。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君子的范仲淹和富弼难道要等着赵祯把话挑明然后下逐客令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的脸面和尊严可就要彻底被摔在地上了。
相信此时的范仲淹一定会想到吕夷简。他曾经是那样地憎恶大权在握的吕夷简，可他如今挥舞着改革的大棒也是被很多人所憎恶，他如今定然会明白吕夷简当年被他痛骂之时的心情和感受。
世间哪有什么正邪之分，只要你做了让别人高兴的事，那么你就是他们心中的正义之神，反之你就是邪恶之徒。然而，一个真正想做事的人会因为害怕被人评说就什么也不干吗？显然不是，吕夷简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说辞，他想做的事就一定会做，而此时的范仲淹在这方面与之相比其实毫不逊色。然而，身处封建帝制时代，无论是吕夷简还是范仲淹说到底都是天子的臣子，如果他们的背后没有那个高高在上之人的倾力支持，那么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他们什么也不是。
范仲淹的痛苦就在于此，他并不想就此离开，富国强兵是他终其一生的追求，可他是真正爱惜名节的真君子，而他在赵祯面前也没法跟吕夷简比恩宠和信任。吕夷简到死都是赵祯心目中的大忠臣和大恩人，而范仲淹在这方面就显得有些相形见绌。
既然如此，那就还是走吧！
公元1044年6月，范仲淹和韩琦一同被赵祯召见，他俩向赵祯详细分析了眼下西夏和辽国的动态，然后对河北与陕西的边防事务各自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也就是在这次的召见中，范仲淹正式向赵祯提出要去边关为国戍边，他希望能够罢免自己的参知政事之职，哪怕只是让他去边地做一个知州也行。几天后，赵祯下诏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而他的参知政事之职仍然给他保留着，也就是说他是以两府大臣的身份宣抚边地。
这时候宋朝已经收到了辽国的外交照会，他们说辽国这次举兵是为了去打李元昊，希望宋朝这个友邦不要莫名惊诧。狡猾的辽国人不说他们出兵的理由是因为李元昊杀了他们的大将，反而说是为了教训李元昊迟迟不肯向宋朝臣服，毕竟他们已经收了宋朝的钱，所以这事必须要帮宋朝给办利索了。但是，包括范仲淹在内的大臣们都不相信辽国人的这番说辞，他们担心辽国此次出兵很有可能会顺势攻掠河东地区。范仲淹请求为国戍边也正是以此为由，他建议赵祯从陕西向河东地区调发军队和粮草以备辽国人突然寇边。
请注意范仲淹此时的差遣——陕西、河东路宣抚使，这个可是一个权力很大的官职，整个陕西四路以及河东路都在他的节制之下，而所谓的河东路从狭义上来说就是今天的山西大部，这里是宋、辽和西夏三国的交界地带。范仲淹请求调兵本是为了以防不测，可如此一来他又给人落下了攻击的口实：你范仲淹管着这么大一块地方，而且还叫朝廷给你调发军队和粮草，你这是谋反不成便想割据自立吗？
在政敌们看来，你范仲淹在外镇抚一方且手握重兵，而你的同党富弼又在京城坐镇中枢，你们现在还敢说自己没有谋逆的野心吗？至此，本来同样遭受流言中伤的富弼也不敢在京城里待下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昏了头，富弼为了出走京城竟然选择将矛头对准了范仲淹。
当富弼听说范仲淹想要往河东地区增派军队后竟然跳出来表示坚决反对。富弼觉得范仲淹是在过度担忧，他认为辽国这次出兵一定是去打李元昊，宋朝无需担忧，更没必要担心辽国会从山西方向侵略宋朝。如果赵祯同意了范仲淹的调兵请求反而是在劳民伤财，而这恰好就中了辽国人的诡计，他们就是打算在攻打李元昊的同时也能尽可能地消耗宋朝的国力。同时，富弼强调辽国如果要背弃盟约发兵南下一定会选择河北作为突破口，毕竟这里一马平川更有利于辽军大队骑兵进行机动作战，而山西虽然也是宋辽的边境，但辽国在这里最多只会派出一支偏师进行袭扰。
以上种种，富弼其实只是想说明一个重点，那就是山西方面根本不用增派军队，宋朝需要重视的应该是河北方向的警备。他建议赵祯只需让范仲淹在山西进行正常的守备和警戒即可，调发兵粮之事还是罢了为好。为此，富弼甚至还发了个毒誓：“如果辽国真的从河东路大举进兵，那么我愿承担误国之罪，到时候陛下你只管砍我的脑袋！”
富弼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原因很简单，因为身为枢密副使的他所分管的防区就是河北。说得再明白一点，他之所以要指出河北的重要性就是因为他也想学范仲淹外出避祸（或者说是避嫌），值此国际局势纷乱复杂之际，他要去自己的防区为国戍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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